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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吃驚：這是咋了？心裡也是空落落的。但他絕不讓人犯難：只要手續齊全，年齡夠格，給不給煙只是一點情感問題。

漸漸地有的小青年對當今的法定婚齡就合不上拍子了。如女方二十，男方二十二歲——還得各是週歲方可登記結婚，這讓他們感到時間過於緩慢，日於過於久遠，一狠心就來個先斬後奏，或斬而不奏，或奏已先斬。而計劃生育對其關卡把守得又十分嚴格，什麼結婚證，準生證，戶日本。要證證俱全並嚴絲合縫方可懷孕生育，否則將視為非婚生育並罰得一敗塗地。於是一些急不可耐的小青年就打起老王的主意，就涎著臉皮讓老王高抬貴手，他們好開閘放水！老王別看一包香菸，一包喜糖已司空見慣，在這個大事大非問題上決不手軟。就板著一張幾十年一成不變的老臉說：“先把村介紹信和戶口本遞給我看看。”要村介紹信是手到擒來的小菜一盤，只要給村會計兩盒好煙，供一頓好酒，別說一張介紹信，可像開屁股紙似地隨便撕扯。戶口本是早已填定的，要改需到鄉派出所裡通融，那是鄉村幹部或門子巴巴硬的角色才能辦的，一身灰土的老百姓不是異想天開麼？而老王又將這道關口死死地把牢，只要稍有差錯，就一直金口不開。於是有人就想到了錢，三十，五十，百兒八十地變魔術似地來回倒動，起先老王堅決不允許，並認為這是贖職，是受賄，一輩子清清白白，眼看臨近退休了犯點毛病不值個兒。

小青年們卻前仆後繼，苦戰不休，有的甚至論今喻古，百般規勸。日子久了，日子也苦了，老王也見一些領導和別的站所凡有權柄的人都使盡渾身解數，將自己的權力發揮得淋漓盡致，眼花鏡亂，溜溜溜地風轉，惟恐有點滴的閒置或浪費，小日子就一個個都過得有滋有味，甜甜潤潤。而他，作為一個老民政助理，要是不為那個空有虛名的所謂“清白”，也許早幹上去了，或者日子也早過得紅紅火火的了。如今人們為撈錢絞盡腦汁，不擇手段，有的父子爺們兒都你死我活，寸利不讓，朋友哥們兒更是反目相仇，誓不兩立，多少領導幹部在臺上說得天花亂墜，慷慨激昂，一下臺寸金必奪，寸利必爭，他還“死看死守”地為哪般呢？於是就膽膽怯怯地收一點兒，但心很怯，手很軟，如人家給五十元，他只收二十元，還要緊鼻子緊眼地說啥：“權當我買包煙抽了，只你這一件，只你、我兩個人知道，對外跟你老太爺也不能說，要麼丟死人——你我都完了。”

漸漸地覺得也不算啥事，別人都這樣幹，我老王咋了？腦袋上長包了還是讓大頭鞋端了？為穩妥起見，有一次還到鄰鄉管民政的同行那裡觀摩觀摩，探討探討，見也都大同小異，表面上都說得白白清清，叮看看家裡的擺設就一目瞭然了，沒外塊哪來恁大的房子，恁多的高檔傢俱？就你能幹，別人都躺在炕上睡大覺，蹲在門口喝西北風？於是就膽子壯起來。你給，我就推推讓讓地收下來，不給我也不強求索要。後來連推讓也不推讓，你給，我就一聲不響地揣進兜裡。再後來，凡不到法定登記年齡的來求情登記結婚的，低於五十元的就啥也不給辦了。況且現在不到法定年齡非法結婚的民政部門又有明文規定，罰款兩千到五千元不等。他就私下將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又非要辦理登記手續的收費底線，由過去的五十元上升到五百元，否則是沒人冒這個風險的。漸漸就成了個不成文的規矩：凡不到法定結婚年齡又非要辦理登記手續的，不湊足五百元的好處費也不來找老王辦手續了，來辦手續（非法）的不拿到五百元的老王連鼻子也不哼一哼了。漸漸的老王已不滿足於僅僅就非法結婚方面的服務了，就是夠法定結婚年齡的，不多少“意思”“意思”，也輕易不給辦理登記手續了。如戶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證上的出生日期不夠吻合（一些農民常常將出生日期的公曆和農曆相互混餚顛倒），或村裡戳子蓋得不夠清晰，這些都是不能辦理登記手續的理由。如果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他就說要馬上下村處理早婚罰款，今天沒時間，改日再來吧。有明白的就拿個三十元二十元的“意思”“意思”，起碼圖個順當吉利。老王才滯滯扭扭地給你辦理登記手續，還說也就是你吧，換了別人給五百元也不好使呢。這樣一來，有一毛不拔又已看好了結婚日子的往往就錯過了登記時間，有的甚至認為反正男女雙方都達到了法定結婚年齡，一你不願給辦，我還不辦了呢！這就出現了夠法定結婚年齡又沒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就生了孩子的家庭，而計劃生育部門又將這種生育視為計劃外生育，非要罰款不可。就形成了矛盾，便打官司告狀，最後就牽扯到了老王。這就是寧長受理的另一件索賄案件。

當寧長和他的助手王祥坐在紅柳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