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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一切都完了，工作不用等，再考大學也是白費勁。往後的日子如何度過？將來又會怎樣？大概他們已把我看成是一個成熟的，有一套完整思想體系的“右”派分子。也許他們早已在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我不敢再想下去。他們連一次改正的機會都沒有給我留下，就把我“開除”了。

此時我還要擔心親人的指責，鄰居的岐視，朋友的恥笑，媽媽的難過。我再次感到沒有勇氣活下去。只有趕快離開這裡，躲開人們，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默默無聞的地方去，最好到前線去，在戰鬥中死掉。可是這也不可能，因為我是被“開除”的，部隊怎麼肯要。

我頹然地感到一切都完了，什麼樣的處分都行，就是不要“開除”，這打擊對我太大了，大到無法彌補，對我人生是一次極大的摧殘。我覺得除了這肉的身軀還在，一切都被“開除”，什麼都沒有，連最後一線希望也失去，要想重先入團更是渺茫，就象死了不能復活一樣。

幾年後我才聽到有人對我解釋說，當時正值蔣介石叫囂“*”的“非常時期”。組織上不得不採取所謂“非常手段”，清除一批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也就是跟封建帝王在不高興時會隨意把人推出去砍頭一樣平常，用不著考慮該不該，合不合組織手續。

此外還跟一位同學有關，那年“整團”後他常常來找我，要我再向他介紹那些已受到同學批判的東西。我告訴他，既是錯誤的，就不要再談了。他卻一個勁地要求，說他個人認為那些並不壞，發誓替我“保密”。我拗不過，就以懺悔的心情告訴他我曾追求過的東西，那些也並非都是“資產階級”的，我不知道他是抱那麼大的興趣在傾聽，更不知道他又那麼熱烈地去表現自己。終於在臨畢業前他也受到團支部的批評教育。至於當時他如何向組織交代，如何推卸責任，我一點不知道，也沒有人來找我對證。

直到1962年組織上“甑別”我的問題，翻閱過去的檔案，我才從別人那裡獲知，他當年向團組織交代了所謂“跟何海生的關係”，把他的錯誤根源裁到我身上，說是受我的“毒害”和“誘惑”。因為他出身貧農，團“組委”得出結論，說我“整團”後“不思悔改”，“繼續放毒”，“腐蝕同學”，“表現極其虛偽”等等。於是“前科後犯”，一句話，將我“開除”，可以不經任何核實和調查。

那些人就是如此不公正，他們只善於隨意處治一個人，卻不願深入調查研究，弄清事實真象，不願想辦法拯救一個即使真正有錯誤的人。還要對一個充滿期望，熱情追求進步的青年給予毫無提防的打擊，這跟慘無人道有何差別？

我實在是不願意太多地來發洩這一切，而且當年我也不敢如此去想。我仍然期待著以自己的赤誠去獲得寬恕。在我的頭腦中也只有應該對黨忠誠這樣的想法。因為我一貫是熱情、誠實、坦白的，隨時準備為重視我的人獻出一切。在我心目中只有美的正義的東西，為了它我願意改正錯誤，也願意負著臭名聲。可惜當時沒有人知道我、理解我；也沒有人肯冒著風險來幫助我、支援我。

如今一切都成過去，就是對那個醜陋的人我也早已忘卻，唯有“同學”二字是永恆的。隨著國家改革開放，時代不斷變遷，過去發生的事絕不會再重複。摧殘人生的毒菌，如果還要繼續發酵，也一定會被有效地制止和剷除。今天的青年應該生活在一個寬鬆和諧，享有自尊的社會里。　。。

六、人生磨練——上工地去（1）

1958年繼“總路線”、“大躍進”的口號響徹雲霄之後，一句“人民公社好”，又吹遍大江南北，組成高高飄揚的“三面紅旗”。於是“全國一盤棋”，“人多力量大”，各地開始了大規模地興修水利工程，藉著“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成千上萬的民工被抽調到建築工地去。我也在那年10月24日告別家鄉父母，來到本縣最大的烏潭水庫（後來叫惠女水庫）工地參加勞動。不同的是我並非被抽調，而是自願報名要參加。

這一天我起得特別早，預定六點鐘在縣工會門前集中。我吃完早飯，打好揹包，還不到六點就趕到那裡。可是連個人影也沒見著，我等了又等，已經八點多了，還不見有任何動靜。實在不耐煩，只好轉回家，心裡直納悶，到底去不去？直到將近十點鐘，有人到家裡叫我，說隊伍就要出發。我趕緊挑起行李跟他來到集合地點，只見寥寥的幾十個人，東一堆西一垛地蹲在路旁，一點不象個隊伍的樣子。約莫又等了半個鐘頭，陸續再來一些人，也不知誰說了聲“走吧”！人們才站起來，拍打揹包，發出一陣吵吵嚷嚷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