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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概括他說，這兩個物件最大的區別在於：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爭常常圍繞著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於對抗之中——壓制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於後者。早有不少學者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國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態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為方式是罪惡的，不要去做；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或意識形態會宣稱，性是可恥的，要把它節制到最低限度；要揹著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掛在嘴上；這種獸性慾望雖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較高尚的人比較能夠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剋制它。

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至少為雙方分別造成了兩類後果：在西方，反面的後果是，人們受到判定行為的正確與錯誤的規範的“凝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擔心沒有性高潮，擔心沒有正確的體形，擔心性傾向不對頭等等，動不動要去求助於心理醫生；正面的效果則是，一方面有壓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辯越明，於是女人爭得“女上位”的權利；同性戀爭得結婚的權利；虐戀的愛好者爭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務的權利；性學家公開宣佈同僱用他們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的調查結果——Se情材料不但不會導致性犯罪率上升，還會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國，正面的後果是，由於性受到忽視，人們的“自我”反而趁機處於自由、散漫的狀態之中，Kou交肛茭隨心所欲，不但沒有旁人來管，自己內心對這類行為也無焦慮感；沒有高潮就沒有高潮，也不用去看醫生；反面的後果有兩方面，一方面由於性被視為低階下流之事，不少人屈從於殘存的獸性，遂自甘墮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當，做時不免心懷愧怍，倍感羞恥，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數高潔之士克服了可鄙的淫慾，達到了崇高境界，讓心中充滿浩然正氣，所念全是國計民生之事，但卻被人視為“假道學”、“偽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煩惱。

我把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有對錯界定與無對錯界定的差異。在西方，某種方式的性行為會被定義為正確或錯誤，例如，異性戀正確，同性戀錯誤（違反自然的犯罪）；蔭道交正確，口淫錯誤；能導致生育的正確，不能導致生育的錯誤（如手Yin）；等等。中國人關注的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界定，而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節制性慾上，講究中庸之道，講究慎獨，講究過猶不及，講究存天理滅人慾。西方歷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戀活動被判死刑，中國人在清末卻以“狎玩相公”為尋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對某類性行為或對性慾、性快感本身懷有罪惡感；而在中國則應當對荒淫無度懷有羞恥感，而不是犯罪感。

第二，有焦慮感與無焦慮感的差異。福柯講得最多的是宗教懺悔儀式中要求人們坦白一切與性有關的思想、行為、罪惡這一歷史事實。人們由此對性問題產生了大量的焦慮。中國的情形明顯不同：沒有什麼普遍信奉的宗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為西方人在性方面製造的焦慮感，在中國人這裡很陌生，因此可以說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相當的純樸混沌，沒有太多因負罪感引起的焦慮感。

第三，有激烈反抗與無激烈反抗的差異。西方人由於在性問題上過於焦慮，就有激烈反抗，正如福柯所說：“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阻力。”（福柯，第93頁）中國人由於沒有焦慮，也就沒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現為走極端——越是感到焦慮的事，越要去說，去研究，去表現，所以西方有那麼多關於性的研究、治療；有那麼多文學、藝術、影視傳媒在表現這個主題。在中國，性這一主題的表現相對要少得多。

第四，有權利感與無權利感的差異。西方人以為自己的性權利被壓抑、被剝奪了很長時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問題上帶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熱感、正義感和權利感，搞起Se情品、賣淫。同性戀和各種變態性活動來顯得氣壯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確實也有人管這叫性革命），好像在奪回被人搶去的權利。中國人在性上沒有被剝奪感，所以也不會有反抗的熱情和正義感，更沒有權利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性的慾望是個小小不言的隱私，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開放淫穢Se情品市嘗賣淫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問題上爭論得如火如荼，風起雲湧；中國人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