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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是人們常說的敬業精神，這種敬業，包含著對工作的執著，對事業的奉獻，對人民的熱愛，對祖國的忠誠。記者和外交官職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在記者和外交官的生涯中，不只是人們常見的西裝革履，燈紅酒綠。他們身處異國他鄉，會遇到各種險情，各種打擊，各種磨難，甚至突如其來的襲擊。除了炸館這種事件外，還有多少起遭到槍擊，遭到暗殺，遭到搶劫的事件發生。確實有人身上帶著子彈，繼續為國家默默地奉獻。除了這些暴力之外，還有多少無形的殺手，各種傳染病，瘧疾、瘟疫。大敵無形，防不勝防。記者和外交官，就是這種特殊戰線計程車兵。對於這種職業，確實需要“處處青山埋忠骨，何須馬革裹屍還”的獻身精神。

我記得，5月7日傍晚，我和許杏虎在使館院裡相遇。我們在院裡邊走邊談。他談了自己近日工作，也訴說記者的苦衷。他說，他在南斯拉夫工作時間不長，對一些政界高層人士還不熟悉。當他提出採訪要求時，往往遭到拒絕，有的甚至不予置理。駐在國官方人士，包括著名的在野的政界人士，他們對時局的看法，他們有哪些訴求，是記者報道的一個重要領域，國內輿論界對這些情況也很關注。可是採訪他們並非易事啊！我說，同政界人士的關係在於積累，不要著急，慢慢來。他的談話告訴我，記者工作還有另一面的艱辛。一方面要履艱犯險，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採集新聞，另一方面，要做艱苦細緻的工作，積累材料，廣交朋友。這樣才能厚積薄發，才能源源不斷地發出高質量的新聞。正如古人所說，“問溪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

水來。”

我一邊同他談話，一邊注意觀察他。他的臉十分瘦削，兩腮向裡凹進，眼睛佈滿血絲。我想，他第一次在國外任首席記者，尤其又在戰爭環境下，他的擔子多麼重啊！戰爭結束後，我將建議他回國休假，好好地休整一下。沒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談話，這竟是我們的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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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心，手足情（3）

我同朱穎熟悉起來，自然在她和小許搬到使館居住之後。她給我的印象如果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她的名字：穎，就是聰明伶俐。她明亮的眼睛閃著智慧的光輝。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中一件小事。大約是1999年2月，陰曆的春節，使館舉行春節聯歡會，邀請所有駐南聯盟的記者、留學生參加。1999年是兔年，朱穎在一張很大的白紙上畫了一個玉兔，掛在牆上，讓大家簽名留念。那玉兔畫得活潑傳神，從那時起我才知道，來南斯拉夫之前，朱穎是《光明日報》的美術編輯，她設計的形象廣告曾多次獲獎。我當時想，大家湊在一起簽名留念不容易，而且玉兔畫得那樣活潑可愛，我非常想拿回官邸掛起來作紀念。我猜想作者的本意是收集大家簽名的，一定想自己收藏，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後來我不知道誰收藏起來，是否儲存到現在。如果迄今仍完好無缺的儲存此件，還真有紀念意義呢！

在北約轟炸的日日夜夜，尤其在停電的夜晚，我在使館半地下的俱樂部裡經常見到朱穎。尤其是週末或者閒暇時，大家遊戲休息，朱穎總是在一個厚厚的筆記本上寫著什麼。我曾聽她講過她同許杏虎去黑山的一段經歷。在北約開始轟炸的那天晚上，他們正在黑山的首府波德戈裡察，第二天冒著炮火返回貝爾格萊德。他們驅車近500公里，汽車沒油了，跑了多少個加油站，卻加不到油。後來，這段經歷成了他們發表的“親歷炮火”日記的首篇。由此我心裡推斷，“親歷炮火”戰地日記，是許杏虎寫的，也是朱穎寫的，可能大多篇幅出自朱穎的手筆。

北約開始轟炸前，使館第一批人員撤退時，我也打算讓朱穎和呂岩松的夫人小趙一起撤離。朱穎和小趙的回答是堅決留下。兩位記者夫婦雖然住在使館，但他們的業務和人事問題都由新華社和《光明日報》直接管理，我作為大使，也只有建議權。兩位夫人留下，確實幫助他們的丈夫做了不少事情，有時我看見朱穎眼圈發黑，就知道她白天忙碌，晚上又睡不好覺，只有勸她注意休息。

在北約炸館前，許杏虎剛滿31歲，而朱穎還不到28歲，真是花樣年華，有著多少憧憬和夢想。朱穎就有一個小小的夢。她對女友們說，等戰爭結束後，她和虎子回國休假，好好地排排毒（指在轟炸期吸進的有毒氣體和有害物質），準備生個孩子。多麼普通的理想，多麼聖潔的願望。可是，這理想，這願望都被打碎了，被毀滅了，連同他們的載體！

在“戰地日記”5月6日那一篇，也就是許杏虎和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