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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鼎盛時期，連建築物也是紀念碑式的，統治階級被吹噓成特殊人種。國家奉行的神聖禮儀成為宗教的主要內容。

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印度、中國、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極其相似。這不能解釋成巧合，也不能說成是偶然機會或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誠然，在人種學和歷史文獻中，記載著文化的許多細節上的明顯差異，其重要性是無可懷疑的。但是，在考慮人類社會進化的雙軌理論時，需要最密切關注的，是文化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特徵的平行一致性。

在我看來，文明湧現的關鍵是過度肥大症，即現存的社會結構極端龐大，過度擴張，正如幼象的乳牙長成長長的獠牙和雄性大角鹿的頭蓋骨長出大得令人吃驚的鹿角，狩獵－採集者的社會從相對簡單地適應環境變為以後較高階社會中極度複雜甚至怪異的形式，但是，這種變化的發展方向及其最終結果，始終受制於遺傳影響下的行為傾向，正是這類行為傾向構成了前文化人類較早的和較簡單的適應性。

社會結構的臃腫症有時一開始就能看到。初期臃腫症的一大例證，是各種原始型文化中婦女的從屬地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並不把性角色強加給孩子們，成人象放縱男孩那樣放縱女孩的行為，但是，人類學家帕特里夏·德雷珀在對昆桑兒童發展進行專門研究時。仍然發現了不大的平均差異，女孩子一開始就更多呆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更少加入成人的工作行列。遊戲時，男孩更多地模仿成年男子，女孩們則模仿婦女。隨著孩於們的成長，這些區別不知不覺變成人的更大的男女差異，婦女們收集野粟和其他植物性食物並取水，一般多在聚居區附近幾里以內，而男子們走很遠去追捕獵物，不過，昆族的社會生活鬆弛而不緊張，男女平等，人們協力完成任務，男人有時也採野果或修建草棚（這本來是婦女的事），不一定非要家裡人作幫手不可，而婦女也會偶爾外出獵取小動物，男女兩者的工作都各式各樣，一致受人看重，據德雷珀爾看來，昆族婦女對她們採集到的食物自己有決定權，她們平時在生活中也普遍表現出“快活與自信”。

在少數地區，原始群體按村落定居下來，從事農業，他們的工作更繁重，以致在已知的昆族歷蟲上第一次讓較幼小的孩子從事勞動。男女的分工從很小就明確固定下來。小女孩比原先更多呆在家中照顧弟妹和做家務；小男孩照料家畜，保護菜園不受猴子和山羊的糟踏，到了成熟的年齡，在生活方式和社會地位上，男女兩性已有很大不同，婦女主要從事家務，幾乎不間斷地幹著繁多的雜活，並總受人支配，男人們行動自由，有權支配自己的時間和各種活動。

所以，一種文化中要出現我們熟悉的性別歧視，只需一代人的時間就夠了，當社會發展得更大、更復雜的時候，婦女在家庭以外的影響力更為減小，更受制於習俗、禮儀和規章的約束，隨著社會結構越來越臃腫，她們實際上可能變成男性社會的財產，變成可以買賣爭奪的東西，並身受雙重道德的統治，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區域性的婦女權力高於男子的相反情況，但大多數社會都不可阻擋地朝著男尊女卑的分化演變。

現代社會的其他主要特徵完全有可能是早期狩獵－採叢集體和部落國家的生物性制度過分肥大發展的變種，僅舉兩例：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正是過去樸素的部落主義經過文化傳統滋養而產生的。昆族的尼亞尼亞人把自己看得完美無瑕，把別的昆人視為用毒殺人的蠻族。這種情況的產生是因為文明使自愛和自重成為教養高的標誌，處處抬高自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同時精心偽造歷史，貶低別的民族。

甚至臃腫症的受益者，也發現自己難於應付文化的急劇變化，因為從社會生物學上說，他們只適應早期的、更單純的生存方式。可以這樣說，原始狩獵－採集者只須在幾種可能的角色中扮演一兩個非正式的角色；而工業社會中的文明人卻必須知道怎樣從上千個角色中挑選十多個，並懂得在生活中什麼時候用一套角色去取代另一套，甚至還要懂得一天之中什麼時候應扮演什麼角色，文明人就這樣從事著醫生、法官、教師、招待等各項職業，不管他心裡實際怎樣想，一個人所從事的工作出了差錯，別人就認為他缺少頭腦，不可靠。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進行自我表現這兩種企圖構成的，在這類緊張狀態下，象歐文·戈夫曼觀察到的，我們甚至無法精確地定義“真正的”自我，他寫道：

在一個人和他必須扮演的角色之間有一種關係。這種關係的相互作用系統——即框架——就是：角色被扮演而扮演者的自我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