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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都成問題的咸豐一定會砍下他的腦袋來祭祀前方陣亡的將士。袁甲三帶著殘存的一點老底子和河南巡撫一起逃到商丘一帶，淮軍已經打下了開封洛陽一線，西邊與陝西接壤，再往北邊就是黃河，河南剩下地一點清兵不足為患，現在頭疼的是交給誰去解決，而如果不是防患捻子的異動的話，在河南地淮軍就能立刻調一鎮到直隸戰場去了。

不過總參認為直隸戰場的淮軍已經足夠用了，現在直隸戰場上淮軍步步進逼而清軍步步後退，看樣子清軍是要把防線緊縮，連天津也會放棄，然後在北京城附近的地方進一步把手裡所有的力量都匯聚在一起，然後再與淮軍打一場大會戰。

吳穆記得早晨說起來的時候張華軒根本沒有在意，眼前這個大帥當時更關注就要進行的淮安政務改革，而吳穆也深知政務改革的重要性。這場改革之後，大帥手下文武徹底分開，文官政體也算是初步的穩定下來。據吳穆這個政治上的菜鳥來看，大帥地政治體系多辦是採用了明制，一些細枝末節與明制不大相同，不過總歸能在漢唐的制度裡找到一些端倪，至於大清的那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則基本沒有留下。

如果是有心人來看，就會知道張華軒嚴重的削弱了君權，加強了內閣的相權。同時，也加大了監督權。同時，很多部門垂直到內閣，由內閣中央直接管理，而並不是地方。這樣一來，改制後的地方權力比諸清朝是嚴重地弱小了，雖然表面上地方有了獨立自主地財權與官吏的任命權。

比如在大清，一個知縣雖然是七品官，不過這個知縣因為是第一線地親民官，所以地位極其重要，不僅要由中央在進士及弟的知識分子內選用，而且在上任的時候還要陛辭，然後由皇帝親自接見後才能上任。

當然，到了晚清後各種制度敗壞，進士舉人做得知縣，捐官也做得知縣，而且滿清制度極其複雜，八旗內的破落子弟營運一番能做知縣，由武改文能做知縣，總之晚清時吏治敗壞，知縣這個親民官成為不折不扣的擾民官，屢次大起義，吏治不清地方官員盤苛百姓，這是板上釘釘的事，無可辯白。

而俗語說破家知縣，明清之交的知縣雖不能和漢制相比，然則已經算是權力極重。除了沒有立法權外幾乎囊括了地方上所有的權力，而相應於知縣這種龐大的權力來說，對它的監督又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一個好的知縣固然是親民，而一個壞的知縣卻能把他所在的地方變成活的人間地獄。

新官制則大幅度的收回了地方政府乃至縣級政府的權力，很多機構一直垂直到中央，由內閣直接制訂工作計劃與人員考核任免，知縣留在手裡的權力已經只剩下勸農興商，而就是這些，還要受到相關垂直部門的層層把關與考核。

相比與軍制改革來說，政治改革表現上沒有軍隊那麼重要和驚險，然而吳穆這樣的楞頭青都是清楚，如果政治改革失敗，雖然現在看起來淮軍無敵於天下，然而覆舟之危也就是分分鐘的事情。所以對這陣子張華軒對軍事問題的忽略他也並不在意，反正淮軍的前期做戰準備工作早就到位了，而後勤方面也絕無問題，所以剩下的事情他自認自己這個總參也沒有什麼好指手劃腳的，更不要說很少直接帶兵打仗的大帥了。

俗話說，一個廚子眼裡是沒有偉人的。張華軒在淮軍上下威望之高已經接近半神，而在吳穆這樣身邊親近的將領眼裡，大帥固然是百年難遇的英主，然而大帥不長於軍事細節這也是不可忽略的現實，事實上，吳穆相信他和大帥各領一營的淮軍對決，最後勝利的肯定不會是大帥就對了。

被傳喚的吳穆並沒有費解太久，進房之後值星官奉命關上門外出，然後吳穆奉命讀完了周攀龍的信件後便向著張華軒靜靜問道：“大帥召我來，恐怕是說和英夷不得不動手了？”

“不錯。”張華軒點頭道：“我對這英夷甚是瞭解，一次死了十多名兵丁，這一仗怕是非打不可，而且，如果打的不好，只怕是要曠日持久，直到分出勝負之後為止。”

吳穆神色凝重，半響過後方道：“若是如此，海上咱們固然不可與英夷爭雄，陸上也會多處被襲，而此時淮軍與清軍大戰在即，雖然咱們淮軍打清軍很是輕鬆，不過兩線做戰，終是不妥。”

淮軍的講武堂內最多的就是普魯士與法國的教官。現在的普魯士正是不折不扣的現代軍國主義國家，不論是貴族出身的容克軍官團還是普通的民眾對擴大自己國家的殖民地都有極大的興趣，而擴大殖民地，無疑就要西對英法，東對俄國，兩線做戰是普魯士饒不過的命題，而如何避免兩線做戰，或是速決得勝，在這個時代已經開始在普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