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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也就只算禍害一時，但這些錢還是不夠漢武帝的戰爭支出。這時，桑弘羊三人又為漢武帝出了一個徹底的主意，那就是不再間接從民間、從商人企業主那裡分享利潤，而是將一些獲利穩定又豐厚的行業直接改為官營，並且利用政府有權釋出政令的權力，規定其他人不得再經營此行，這樣就能夠將全行業利潤滴水不漏地全部轉入政府手中，這就是“鹽鐵專營”。

“鹽鐵專營”政策不僅為漢武帝籌集到了大筆軍費，而且完成了一個大轉變，漢帝國從此走上了官本位之路，後世的朝代也就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了。

鹽業、冶鐵業、礦業、倉儲業等這些都是當時的支柱性行業，關係國計民生，因此收入穩定，獲利豐厚。官營的好處是壟斷，沒有競爭，因此利潤可以最大化，這最大化可是飽含血淚的最大化。有那麼點諷刺劇意味的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一個論點就是“不與民爭利”，但儒家思想恰恰成為維護“與民爭利”這個規則最好的工具。

仁義禮智信成了一種規則

儒家學說作為道德要求可以說完美無缺，但作為官場政治的理論基礎，那就等於是在為社會樹立了一套規則：表面上奉行禮教，實際上遵從厚黑學。這就像是馬基雅維裡的《君主論》在歐洲和世界的遭遇一樣。

孔僅出身自南陽郡顯赫的冶鐵企業家族，東郭咸陽出身自齊國鹽業大亨之家，桑弘羊也是一方豪富，他們在推行新貨幣政策、鹽鐵專營政策時，實際上也是在謀一己之私——顯然，他們可以從這些政策中獲得鉅額利益，而漢武帝此時正在將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置於高堂之上，準備頂禮膜拜。一方面大肆席捲民間財富，一方面將一套仁義說辭供奉起來，似乎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打擊匈奴。不錯，衛青、霍去病是驅逐匈奴於千里之外，但實際上，匈奴只是被打擊了一時，沒過多久又捲土重來，而漢帝國及後世子孫卻從此成了官本位的奴隸，真可謂“功在當代，害在千秋”。

桑弘羊等人還有另外一招，那就是針對中產階級徵收“算緡錢”政策，規定凡是家中有軺車的，就需要繳納一筆稅，如果是商人則要繳納一倍。這項政策最初規定，這些家庭要自覺申報家產，然後按照這個數額繳稅。桑弘羊等人當然清楚沒人會那麼自覺如實申報，所以緊接著就出臺了另一個配套法令：“告緡錢”法令。也就是說，鼓勵廣大人民互相揭發、互相告密，誰隱瞞了財產數額，誰私藏了多少財寶，結果是什麼？有點歲數的人都知道，這和“*”期間“割資本主義尾巴”差不多是一回事，結果就是隻要有點錢的人家沒有不被告發的。很顯然，這項政策的後果必然會掀起一場互相告發的風潮，但漢武帝仍然置之不顧，急於斂財，儒家的仁義哪裡去了？儒家的信用哪裡去了？漢武帝明知道這樣做會引起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引起民眾間的互不信任，仍然這樣做，難道一場戰爭就可以置國家利益於不顧了嗎？漢武帝的所作所為其實就是培養了中國人的背信棄義精神，而政府發行劣幣等掠奪民間財富等做法也等於失信於民，但臺上國家的政策卻是尊崇仁義禮智信的儒家哲學。結果就是，臺上，那大大的儒字旗高高地飄在朝堂之上；臺下，那一群群的酷吏正在橫徵暴斂，這種景象就是一個“克己復禮”的社會？騙鬼呢！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統的開始（8）

這種社會的結果是什麼？那就是等於宣佈了一條規則：我們嘴上要時時刻刻唸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條，但實際上我們會另外實行一套。周禮在這一規則上有兩點與漢武帝時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禮及一整套國家制度很純粹，很淳樸，而且國家沒有實行漢武帝這樣的明搶暗騙，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還是很不錯的——周天子為了褒姒一次行騙就毀了國家信用，但直到東周滅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禮的典範；二、周禮是西周、東周的一貫政策，並沒有說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規則，也不是遍及全民，成為一種全民心照不宣、共識性的社會行為規則。

在經濟領域實行統一的計劃經濟，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得到支援才行，所以，漢武帝也需要樹立一個單一思想，就像秦國需要法家思想一樣。有些人認為漢武帝並沒有罷黜百家，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雖然是修史的，但一個班固還造不出這麼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沒造假暫且不去爭論，有一點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漢武帝之後“獨尊儒術”，這點是千真萬確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論：“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分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