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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因是，開國至今，兩百年來，漢人勢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撫，只有一個安徽巡撫英翰是滿洲人，包括“漕運”、“河道”在內的十個總督，亦只有湖廣總督官文和兩廣總督瑞麟是滿洲人。及至官文為曾國荃不顧一切，斷然奏劾，由查案的譚廷襄接署以後，瑞麟更成了一名碩果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吳棠接替，則天下總督，盡為漢人，滿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貪墨，仍舊要維持在位。誠然，瑞麟不足以勝任此職，但滿洲大員，幾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順從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這是內幕中的內幕，瞭解的只有極少數的人，而此“極少數”的人，連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內，包括在內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廣州查案的上諭，吳棠知道自己決不會再回任了，所以離開福州時，就象奉調那樣，把眷屬行李，掃數帶在身邊，並且親筆點派兩百名兵丁護送。由福州坐輪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屬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後由上海再坐輪船到香港，轉道廣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時候，吳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樣，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佔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為如此，他把廣州查案，當作珠江攬勝，從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廣州，也不講欽差大臣應有的“關防”，雖然表面上不便公然與總督酬酢，暗地裡卻是輕車簡從，日日歡敘快飲。

瑞麟和吳棠都是天生福人，健於飲啖，瑞麟家廚所烹調的魚翅，是連“食在廣州”的富家都自嘆不如的，所以吳棠大快朵頤之餘，對瑞麟頗有相見恨晚之感。

案子當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蔣益澧有左宗棠撐腰，借裁陋規與總督爭權，而杯酒言歡之間，得知瑞麟亦無意與蔣益澧為難，只要他離開廣州，餘非所問，於是吳棠奏復：

“蔣益澧久歷戎行，初膺疆寄，到粵東以後，極思整頓地方，興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於任事，凡事但察其當然，而不免徑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發勇糧及與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請交部議處。”

吏部議復，請將蔣益澧降四級呼叫，慈禧太后知道蔣益澧在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級，由巡撫變為候補按察使，發往陝甘總督左宗棠軍營差委。

不久，四川總督駱秉章病故，不用說，當然由吳棠調補。空出來的閩浙總督一缺，由浙江巡撫馬新貽升任，他是山東的荷澤人，李鴻章的同年。在陝甘回教內部大起糾紛之時，馬新貽的新命，頗為人所矚目，因為他是清真。

對於這番調動，大家的看法是，吳棠的終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卻要遭殃。以吳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負來說，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會調兩江或兩廣總督，這樣以天高皇帝遠的四川總督終老，盡不妨大事蒐括，所以說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鴻章來說，讓他暗暗驚心的，卻是與此同時的另一個疆臣調動的訊息，曾國荃的湖北巡撫垮了，說“因病辭職”，是朝廷看他長兄曾國藩的分上，為他留面子。直隸總督劉長佑就沒有這麼便宜，硬是革職的處分。曾、劉二人落得這樣一個下場，都是因為剿匪無功的緣故。專責剿治東捻，現駐山東濟寧的李鴻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場切切實實的大勝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將會成為劉長佑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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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壽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備嚴密的黃河，南面是斷層錯綜，突兀峻拔的沂、蒙諸山，唯有往東南走，卻又為一條源出臨朐縣沂山西麓的彌水所阻斷，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戰，而四面重重被圍，死戰的結果，多半是戰死。

在官軍，各路人馬都匯齊了。銘軍和武毅軍會師於彌河兩岸，外圍自東徂西，由潘鼎新、楊鼎勳和“東軍”布成一條防線，作為接應。如果這一次再讓東捻突圍而走，不但從此不必再談剿捻，也從此不必再談軍功，等著“革職查辦”好了。

形勢對雙方來說，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後關頭。決戰必須謀定後動，所以劉銘傳和郭松林都不急，調兵遣將，務求穩當。在部署將近完成時，李鴻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營務處”總辦李昭慶，專程趕到前方。此來的任務有兩件，一件是宣達“溫諭”，嘉獎劉銘傳“忠勇耐勞，追賊迅速，加恩賞給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鐮一個，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個。”善慶和溫德勒克那兩個因僧格林沁陣亡而連帶倒黴的副都統，也時來運轉，除去“開復原官”，另有恩典。

李鴻章個人有所獎賞，每人一包，或是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