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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道申斥的廷寄，一封善意的私函，把勝保氣得暴跳如雷，親自寫了一封信給曹毓瑛：“欲縛保者，可即執付‘司敗’，何庸以言為餌？唯紀辛酉間事，非保則諸公何以有今日？”所謂“司敗”就是“司寇”，意指刑部，他誤會那封信的作用，是要先解除了他的兵權，把他騙到京師然後治罪，所以有此怒斥。而“非保則諸公何以有今日”，不僅指他統兵為辛酉政變的後盾，而且也指他所上“請太后垂簾並簡近支親王輔政”的一道奏摺，這就連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一起罵在裡頭了。

這封信，曹毓瑛送了給恭王，恭王又呈上御案，慈禧太后只是微微冷笑了一聲：“怪不得有人說勝保象年羹堯，果然不錯！”

雍正帝殺年羹堯之前，因為得位不正，內疚神明，外則唯恐有什麼清議，所以對年羹堯的籠絡，到了大為失態的地步，一直被人在背地裡譏議。慈禧太后和恭王自然不會蹈此覆轍，要殺勝保，另有佈置。

恭王與文祥、曹毓瑛等人統籌全域性，反覆研究的結果，作了解除勝保兵權的最後準備，但還存著期望他有所警悟，立功自新的心，所以洋洋千言，指授方略的廷寄，幾乎每日遞到軍前，但勝保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那時回亂最烈的地區，是在同州、朝邑一帶，離河洛重險的潼關，只有幾十里路，而河南的大股捻匪，正在往西竄擾，萬一捻回合力猛撲潼關，關係到陝西、山西、河南三省的安危。朝中凡是瞭解中原形勢的人，無不憂形於色，朝廷亦不斷督催勝保領兵東援。只是他不知有什麼成竹在胸？安坐西安，漫不經心，而且依然作威作福，有他看不順眼的京營將官，不是參奏降革，就是奏請撤回。恭王一看這情形，必須要採取那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了。

這最後手段，就是命令在豫西浙川的多隆阿，兼程北上，援救潼關，另外頒了一道密旨，封交多隆阿親自開拆，遵旨行事。多隆阿原是勝保的部將，後來受知於胡林翼，驍勇善戰，與鮑超齊名，合稱“多鮑”。這年——同治元年四月，進克安徽廬州，洪軍悍將“英王”陳玉成，投奔壽州，依附陰鷙驃悍的練總苗沛霖，恰好成就了勝保一件大功。苗沛霖與勝保有交結，看看洪軍自安慶一破，大勢不妙，把窮無所歸的陳玉成做人情，縛送勝保大營。勝保喜不可言，一面接收了陳玉成的有國色之稱的妻子，一面在奏摺中大事鋪張，以為陳玉成是洪軍的第一勇將，既已被擒，洪軍從此不足憂，意思中要親送陳玉成入京，舉行“獻俘大典”。結果弄了個很大的沒趣，朝廷批答，申斥他胡鬧，同時命令，即在軍前正法。好大喜功的勝保，大失所望，從此對朝中柄政的大臣，越發不滿。

等陝西回亂一起，恭王的原意是要派多隆阿入陝，因為他遠在豫西，緩不濟急，才改派了勝保。這時朝旨派他兼程援救潼關，對勝保來說，自然是件很失面子的事，所以更加負氣，不大理潼關這方面的戰局。同時由於“甘督”、“陝撫”這兩個實缺封疆，完全落空，失意之餘，想到這年春天在安徽奏請“以安徽、河南兩巡撫幫辦軍務”的花樣，照樣再耍一套，奏請以陝西巡撫瑛棨幫辦軍務。如果奉準，則不但陝西巡撫成了他的部屬，而且權足以指揮巡撫，便成了總督的身分，可以稍稍彌補他實缺督撫不曾到手的遺憾。

可想而知的，從兩宮太后到軍機處，沒有一個人會準他的要求，責問他道：“若以軍務、地方，必須聯為一氣，方能剿賊，如官文、曾國藩等，以統帥而兼封圻，則僧格林沁之在豫省，未聞必以撫臣幫辦。豫省官吏，尤稱疲玩；僧格林沁督軍，所向有功，則又何說？”從而很乾脆地答覆他：“所請斷不準行。”不但不準，而且督催馳援同州、朝邑的語氣也更嚴厲了！

除此以外，督催赴援的話也頗見聲色了，先是議駁：“勝保督兵日久，平時自詡方略，所謂‘通盤籌劃，洞悉賊情’者安在？”繼而詰責：“倘或有失，該大臣自問，當得何罪？並何顏面以對天下！”終於提出警告：“該大臣務即力圖補救，毋再翫忽！謂朝廷寬典之可幸邀也。”軍機章京擬旨，雖然下筆如飛，但片言隻字，皆有分寸，再經過軍機大臣的推敲，上呈御覽。經過這三道手續發出來的諭旨，在意旨的表達上，幾乎不可能發生錯誤。勝保也是深通翰墨的人，看到最後那一段話，不但暗示將要交部議處，而且處分擬呈之後，不可能邀得寬免。所以他心裡雖憤不可遏，卻也不免著急，真的不能“再翫忽”，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