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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摺。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專司章奏，文字為海內傳誦，所以即使對憲政沒有興趣的朝士，也要仔細讀一讀。

他的奏摺中劈頭就說：“臣愚以為憲法自在中國，不需求之外洋。”只看這句話，對熱中立憲的人，便是兜頭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靜氣，細究其故的魔力：“近來訪察群情，詳加研究，編考東西之歷史，深知中外之異詞。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實振古未聞之事，乃為近日新說所宗。臣歷取各國憲法條文，逐處參較，有其法己為中國所已有而不須申明者，有其事為中國所本無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誕可笑者，有此國所拒而彼國所許者，有前日所是而後日所非，固緣時勢為遷移，亦因政教之歧異。”

話雖如此，于式枚認為比較可取的是日本憲法。“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自為義解，頗具深心。”以下引敘上海報上刊佈的一篇題為《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的文章，攻擊“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經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以摧專制之鋒”的論調，他說：“各國立憲，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則爭，爭而不已則亂，夫國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權；歸之所歸，則利之所在，定於一則無非分之想，散於眾則有競進之心，其名至為公平，其勢最為危險！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接著撮敘法國大革命及日本立憲的結果，從而議論：“蓋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適促其亂。日本則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須屢緩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勢，情勢所迫，不得不然。至於我國臣民，本來無此思想，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怨毒之積，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體輿情，俯從廷議，特允非常之舉，寬為莫大之恩！迭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