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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釐訂。”此外，科舉已準袁世凱、張之洞等人奏請，自丙午科起，永遠廢止，以前舉貢生員，須分別籌謀出路。再則，日俄和議已成，中日已需會議，訂立接收東三省條約，軍機處事務正繁，徐世昌不宜遠離。就此豁免了他這個出洋考察的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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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次茅斯條約成立，日本國內大譁，在東京竟致發生暴動，小村壽太郎成為眾矢之的。在嚴密保護下，回國不久，即又奉派來華，談判東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權代表一共兩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充任。中國的全權代表是慶親王奕劻、軍機大臣瞿鴻璣、北洋大臣袁世凱，另派唐紹儀為參議，可在會中發言。

第一次會議，彼此校閱了全權證書，由小村與袁世凱作了一番開場白，奕劻隨即站起來說：“本人年紀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兩位全權處理。”說完哈一哈腰，退出會場。

於是正式開議。小村首先發言：“這次日俄不幸開戰，且在中國領土之內，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約已成，俄國讓給日本的旅大租借權，以及東清鐵路由長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國領土之內，所以特地來請求中國政府承認。應該訂立的條約，只此一項，至於日本自俄國獲得的戰利品不必列入條約。議定事項由雙方全權在會議錄上簽字，與條約有同等效力，或換文亦可。請選定一種方式。”

照預先的約定，中國方面應該由袁世凱作答覆。奕劻曾經面奏：“歷來對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關於東三省的軍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對日本的政情，袁世凱都很熟悉，所以這一次會議，不妨由袁世凱去應付。倘或發言有失，瞿鴻璣以‘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的身分，猶可及時糾正。”這個說法頗切實際，而又不貶損瞿鴻璣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會即託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時袁世凱還在考慮如何作答時，瞿鴻璣卻違反了這個不成文的規定，作了明確的答覆。

這亦因為各人的處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異。袁世凱從瞿鴻璣還在當翰林，做考官時，便已跟日本人打過不可開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壽太郎這一次在樸次茅斯搞得灰頭土臉，失之東隅，定要收之桑榆。在這次會議中，自要想種種辦法，佔盡便宜，回國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為營，必得先體味出話中真意，才談得到如何應付。

瞿鴻璣則是熟于軍機辦事的規制，知道用“換文”一法，必須奏請上裁，已成之議，或許就能推翻。即使本意無改，辭句之間無謂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煩甚多，避免為宜。

這樣想著，不由得便點點頭答說：“簽字於會議錄，彼此省事，就照這個辦法好了。”

這一下，袁世凱自然有話也不能說了。但不管他的意見對不對，約定違反了，所以當晚便向奕劻以發牢騷為“抗議”。

“瞿玖公這樣子勇於任事，我就變成多餘的了。而且，他說話也欠考慮，萬一將來有喪權辱國的承諾，我既不能贊成，又不能反對，與其到頭來陪他一起受處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請王爺面奏上頭，準我回任！”

“這一層你別煩！我自有處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說：

“我有兩個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麼意見？”

他取出來兩個上諭稿子，第一個與立憲有關，寫的是：“……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著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法之與中國體制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著該王大臣妥議具奏。”

第二個亦與立憲有關，等於說明了立憲的目的，在安撫百姓。上諭中說：“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久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強，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為革命排滿之說，煽惑遠近，淆亂是非。察其心跡，實為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剴切宣示，嚴行查禁，恐侜張日久，愚民無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說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著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倘再有怙惡不悛，造言惑眾者，即重懸賞格，隨時嚴密訪拿，詳細訊究，除無知被誘，不預逆謀，準其量予末減，及改過自首，並能指拿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從各犯，應按謀逆定例，盡法懲治。如有拿獲首要出力之員弁，準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倘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該將軍督撫據實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