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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人民基本的生存問題。現實是最好的宣傳家，失業、飢餓和前線失敗很快地拂去了政客們的鼓譟，政治高壓引發了人民群眾更強烈的反抗，列寧的觀點在工人和士兵中復甦，革命按照歷史的邏輯邁向了新的階段。

七月底，布林什維克派在彼得格勒工廠的地位已經恢復，並更堅決地投入鬥爭。伏洛達斯基在7月27日布林什維克大會上作報告：“我們在工廠內有了一種巨大而無限制的影響。黨的工作，主要是工人自己來做的。……組織從底下生長起來，所以我們有充足理由可以相信這組織將不會渙散。”

喀琅施塔得水兵也從被彈壓後的短暫消沉中恢復過來，在8月2日召開的水兵*上提出：政權交給蘇維埃；調遣哥薩克、憲兵和警察上前線；廢除死刑；允許喀琅施塔得派代表前往皇村，看看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否在嚴密關押之中；解散“敢死營”；沒收資產階級報紙等等。海軍上將梯可夫命令各戰艦卸下紅旗，改掛傳統的聖安德烈十字旗，喀琅施塔得水兵拒絕了。

此後，整個艦隊形勢都發生了變化。赫爾辛基一個代表在七月底的報告是很有趣味的：“在小艦上，社會革命黨的影響佔優勢，但在大戰艦、巡洋艦和驅逐艦上，所有水兵不是布林什維克派便是同情於布林什維克派的人。……但自從7月3日至5日（俄歷）事件之後，剛古特號、塞巴斯托普號、魯裡克號、狄安娜號、格羅莫步號和印度號，也走到我們方面來了。如此，我們手裡擁有龐大的戰鬥力量。……7月3日至5日之事變教訓水兵好多的事情，教育他們：僅僅情緒高漲是不足以達到目的的。”

蘇維埃在政治上的復活，恰好與它的布林什維克化同時，是從下層開始的。在彼得格勒，首先是各區聯合起來。8月3日，各區蘇維埃聯席會議派了一個代表團去執行委員會，他們要求解散杜馬，立法保障士兵委員會組織不可侵犯，恢復左派報紙，停止解除工人武裝，停止大規模逮捕，約束右派報紙，停止解散兵團，廢除前線死刑。《訊息報》每日發表蘇維埃、工會、工廠、部隊等的決議案，要求解散杜馬，停止壓迫布林什維克，停止寬容反革命。

7月26日到8月3日，布林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沒有參加會議。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等人組成主席團，領導大會工作。大會上，171個代表填了調查問卷，其中110人共坐了245年的牢，10人共做了41年苦役，24人共受了73年流刑，55人共充了127年軍，27人共流亡國外89年，150人共被捕549次。這是個“職業革命家”的會議。

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大會記錄記載：“中央委員會四個委員得到票數最多，列寧在134票中得133票，季諾維也夫得132票，加米涅夫得131票，托洛茨基得131票。除這四人之外，其他被選為中央委員的有：諾根、柯侖泰、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賴可夫、布哈林、阿琛、越飛、烏里茨基、米柳亭、洛莫夫。”

這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值得特別關注，兩個月後正是在他們的領導下發動了十月革命。在鬥爭高潮來臨之前，一個使布林什維克主導革命程序的時機出現了——科爾尼洛夫叛亂。

出版後記（楊書瀾）

2003年4、5月間，正是北大出版社“人文社會科學是什麼叢書”熱銷階段，一位著名的大學社社長問我，現在你最想做的書是什麼？當時，我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歷史系列叢書。”這位社長眼睛一亮，然後又接著問我，“你能告訴我為什麼嗎？”我幾乎不假思索地說：“歷史大部分是人物，是事件，可以說歷史就是故事（內在地說，歷史就是人生），所以歷史系列叢書具有天然的大眾性。另一方面，同個人要進步、要發展一定要吸取自己走過的路的經驗教訓，同時要借鑑他人的經驗教訓一樣，我們的民族要進步，國家要發展一定要反省自己的歷史，一定要睜眼看世界；消除我們封閉的民族心理和缺乏自省的國民性，有賴於讀史。”記得當時他贊同地點了點頭。

北大出版社年輕的一代領導者，摒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以出版家的眼光和文化擔當意識，於2005年決定成立綜合室，於學術著作、教材出版之外，確定學術普及的出版新路向，以期在新時期文化建設中盡北大出版人的一點力量。這樣，我的這個想法有了實現的可能性。但是新的問題又來了。其時，社長任命我為綜合室的主任，制定綜合室的市場戰略、十年規劃、規章制度，帶隊伍，日常管理，催稿、看稿、複審等等事務，使我無暇去實現這個選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