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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責任，因為他在1898年由於口誤，把“電影視鏡”在法國出現說是“在將近1893年”，而不是在1894年年中。不論人們是否同意我的結論，我這樣論證的目的在於說明，人們可以將當時的印刷資料同影片本身及其畫面作一對照研究，從中得出某些推斷。

結論與希望

應該慶賀的是，近十五年來電影史的研究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專門的科學論著越來越多，它們或者專論某個電影創作者，或者專論某部影片或某個國家的電影。

所以就電影創作者的情況來說，電影史家已擁有數量可觀的參考資料。影片目錄，或一二百名導演的傳記性的影片目錄已在科學基礎上制定並付印出版問世。就影片而言，全世界發行的索引估計有幾千種，但是這些索引還是不能代替那些仿照1946年由《多角叢書》規定的格式編寫的影片分析，這種影片分析現在為數還太少。它們當然起不到象一部影片那樣的視覺作用，但是正如一本書查考起來要比影片簡易得多，所以，將來總有一天必然會把編寫與出版這類影片分析作為必要的工作，至少對上百部的傑出作品會這樣。

一份理想的影片索引或分析應當在開頭部分包括影片所有合作者的名字、各種有關日期——劇本的開始寫作的日期、影片開拍與結束的日期、剪輯的最後完成的日期、首次私下放映、首次在國內公映以及首次在國外公映的日期等等。這些日期前後有時相差很大。下面的情況不是沒有可能：一部影片劇本寫於1950年，到1952年才找到製片人，到1953年方得到攝製的許可，1954年開拍，1955年才拍完，然後等到1957年才首次公映。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要編出不是一個影片製作者而是整個國家的影片生產的年表的電影史家，從1950、1952、1954、1955或1957等年份中選出哪年作為該片的年份呢？

不同的作者在這方面還沒達成一致的意見。法國人菲利浦·埃斯諾爾在他編寫的那部不可多得的《世界電影年表》中是以影片拍完的日期為準，這也就是技術人員稱為“零號複製”的日期。就我來說，我主張年表中應以“上映的日期”，也就是公映的開始日期為準。我的主要理由是，文學史家在他們的年表中是以一部書的出版日期為準，作者最後完成手稿的日期只在仔細研究作品時方才列出。此外，電影史也是敘述相互影響的歷史，一部影片只有向觀眾公映之後才能真正起到影響。

我知道，這樣的選擇也會產生許多不便。例如，在不加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讀到下列的演員影片目錄表是很令人大惑不解的：“薩維蘭·馬爾斯，1921年去世，1923年演出《車輪》”，這是因為阿貝爾·岡斯導演的這部影片是在攝製完成和它主要演員去世兩年後才開始公映的。

看來，編寫演員、編劇、攝影師等人的影片目錄表，選擇他們合作拍片的日期要比選擇影片上映的日期更好些。在我看來，此問題還要繼續爭論，重要的是，一個史學家在發表自己的著作時要對自己選取的日期作出具體的說明。

還應指出，就國際影片目錄來說，刊登各國長片的拍攝數目可能是很有用處的。然而根據官方的或同業的資料來源，這個總數可以是准許拍攝的數目（有的也許尚未拍攝）、也可以是開拍的影片數目（不論完成與否）、或者是檢查機關發給的上映簽證的數目，最後，還有銀幕上實際“上映”的場次。我們認為最後的這個數目最好，可是往往不易得到，這就會使國際統計資料發生差錯，——從而也使歷史研究的基礎之一發生差錯。此外，電影院的數目也是按照各國極不同的資料被統計出來的，包括或者不包括放映16毫米影片的電影院、流動放映隊、露天影院、屬於私人團體的放映廳等等。所以對統計資料，同樣需要有歷史的判斷。

作為結束語，我只表達一個希望。影片的年表是所有歷史著作的基礎。我們現在掌握的主要是1945年以來歐洲幾個國家和美國的一些可信的材料，有歷史的著作，或商業性的出版物，別的有關的材料都淹沒在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很難得到，從而也不易查考。

還有，有人估計，1960年左右，全世界生產的長片大約有3000部，但是很難列出一個完整的年表，至少對半數的影片是這樣，這是因為無法獲得非洲或亞洲的出版物，尤其那些用日文、中文、阿拉伯文、印地文、土耳其文、僧加羅文、朝鮮文、越南文編撰的出版物。

要把當代生產的全部長片列出年表，這不是一個研究者個人所能完成的事，但是，能否希望，這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