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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亞斯·克薩達導演，敘述獨立戰爭期間一個民族英雄的光輝事蹟。這部影片的製片人是巴布羅·桑托斯和傑蘇斯·阿蒂加斯，他們是一個馬戲團的老闆。以上三人合作，一直到1920年，拍攝了一些社會題材與革命題材的影片（《血與糖》、《在叢林中》——又名《古巴女人》和《桑吉里隊長》等等）。

在20年代，古巴攝製了30多部影片，其中有埃斯特萬·拉米雷茲導演的影片（如《惡神》、《面向生活》、《阿羅亞託》等），尤其是拉蒙·貝翁導演的影片為數更多。拉蒙·貝翁在離開本國前往墨西哥前拍了《慈悲的聖母》，這部影片儘管劇情幼稚可笑，可是導演卻很傑出，演員的演技和民族典型人物的處理上都很成功。這是古巴最後一部有價值的無聲片。

為紀念解放運動領袖何塞·馬蒂誕辰一百週年，獨裁者巴蒂斯塔組織了一次強制性的募捐活動。募捐所得的款項除去揮霍浪費之外，剩餘的被用來攝製一部紀念性的影片《白玫瑰》，由墨西哥人費南臺茲導演，他很不注意歷史的真實性，結果使影片充滿官樣文章那樣沉悶令人生厭的氣氛。

鬧劇片、哀情片、歌舞片、為美國旅遊者攝製的“地方風俗片”、對西班牙後裔及黑人進行粗野挖苦的滑稽片，這些片種組成了從1938年起直到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革命發生前在古巴生產的有聲影片的大部分。

1959年，電影協會（簡稱I．C．A．I．C）成立，它被授權管理唯一的一家制片廠、幾家電影院和一個放映網。它開始拍攝一些受新現實主義與紐約學派的影響的紀錄片，其中應當指出的有托馬斯·G．阿萊亞導演的《土地屬於我們》和加爾西亞·埃斯皮諾薩導演的《住房》，後者就是當年曾被巴蒂斯塔禁映的那部《沙洲》的作者。電影協會向外國導演發出廣泛的呼籲邀請他們到古巴工作，其中有法國人克利斯·馬爾凱（拍了《要古巴！》一片）、阿涅斯·瓦爾達（拍了《向古巴人致敬》、阿芒·迦蒂（拍了《另一個克利斯託巴爾港》）、蘇聯人卡拉託卓夫和葉甫圖申科（拍了《我是古巴》）和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拍了《古巴紀行》和《武裝的人民》）。

在1961—1965年間，青年導演完成了近20部長片，其中值得提出的有加爾西亞·埃斯皮諾薩導演的《古巴在跳舞》和由柴伐梯尼編劇的《青年反叛者》、古蒂埃雷斯·阿萊亞導演的《革命的故事》、《十二把椅子》和《古姆位元》。

中美各國

中美洲的小國（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一共只有1000萬人口，有350家放映35毫米與16毫米影片的電影院，其中頂多有100家每天放映影片。

在巴拿馬，第一部故事片似乎是在1949年攝製的，這就是卡洛·魯伊斯和胡利奧·埃斯皮諾索導演的《幻想破滅之時》。

在瓜地馬拉，1950年攝製了《帽子》；1952年攝製了《加勒比海的女兒》；更值得注意的或1953年攝製的《黎明》，導演J．M．德莫拉在片中以歐洲殖民者虐待印第安人為題材。但在1954年發生的軍人政變之後，一切影片的生產都中斷了。

薩爾瓦多在1950年左右也許拍過一部彩色長故事片。

在宏都拉斯，許多電影院都是美國“聯合水果”公司的財產，這家公司在中美各國有很大的勢力。

在尼加拉瓜的某些城市裡，電影院除去繳納普通的捐稅之外，還要支付一種“火山稅”，用以救濟火山爆發時的受難者。

在一些居民主要為印第安人與混血種的國家中，有65％80％是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不上兩次電影，電影藝術在這些國家還處於初步階段。

在加勒比群島，多明尼加共和國或是海地的電影觀眾人次一直停留在上述水平（320萬居民中有95％是文盲，電影院總共有6000個座位）。在一些英國、荷蘭或法國的殖民地，觀眾人次要高些。在這些島嶼上，各種各樣的紀錄片與故事片都是外國人攝製的，民族的電影藝術還有待誕生。

波多黎各

在這個美國殖民地，觀眾人次相對而言要高些（每年每人平均購票九張）。1950年之後，由維拉德·範戴克創立的一個傑出的紀錄學派在那裡頗有發展，範戴克本人是個導演，分別於1939年與1948年在紐約拍了《城市》和《攝影師》兩部影片。在波多黎各成功的影片中有：範戴克的《白蹄馬》、阿米爾卡·蒂拉多的《橋》和《山裡的聲音》、奧斯卡·託萊斯的《桎梏》、B．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