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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郎》，是雷內·克萊爾根據喬治·貝爾和吉依莫的一出不出名的通俗笑劇改編的。這部影片是繼《巴黎屋簷下》一片以後拍攝的，但比《巴黎屋簷下》更為精彩。表現手法和《義大利草帽》一片很相似。影片主人公追尋一張中獎的彩票，在他後面跟著一大群傻頭傻腦或者存心不良的朋友和前來要帳的各種小商人：肉店老闆、牛奶鋪夥計、麵包房老闆等等，這些商人象拉比什的通俗笑劇裡的人物那樣，都用一些小道具標誌出他們的身份。

那件放彩票的上衣被一位唱男高音歌曲的演員買去，於是追尋的人群趕到歌劇院。影片在表現了後臺一場混戰，人們拳打腳踢，幾個被嚇昏過去的胖女人，被認錯而捱揍的人以及一些打扮得奇形怪狀的強盜之後，又轉到前臺，表現一個唱歌的場面，演員正在高唱《只有我們兩人》這首情歌。這裡克萊爾象費戴爾以前用過的手法那樣，諷刺地把戲劇和電影形成對照。接著，銀幕上又出現了混戰的場面，克萊爾利用音響對位法，以一場橄欖球賽的喧鬧聲，來加強這場爭奪戰的激烈氣氛。最後彩票終於找到了，故事在手拉手的集體跳舞中宣告結束。

《百萬法郎》這部影片由於它的節奏、對白、主題、諷刺和柔情，使它永遠具有一種新穎的氣氛和魅力。它可以說是克萊爾剪輯得最完美、同時在劇情安排上又最注意對稱的一部作品。

1931年攝製《自由屬於我們》是一部抱負更大的影片。克萊爾在這部影片裡描寫一個越獄犯靠經營留聲機生意變成了一個百萬富翁。這個故事顯然是影射查爾·百代本人的。但這種影射並不是出於有意，而且也不是影片的關鍵。克萊爾所要表現的乃是借用喜劇的諷刺手法來抨擊一些重大的問題，如生產合理化制度、機械主義以及他比作牢獄苦工的傳送帶的生產方法等等。

這種對社會的批判可說超過了克萊爾的能力範圍。《自由屬於我們》這部受卓別林啟發同時也給予《摩登時代》①以啟發的影片，缺乏深入的觀察，而它想深入描寫的部分也顯得有些陳腐。在影片結尾部分，他把資本家描寫成一個正直、喜歡過遊蕩和野營生活的人，把自己的工廠讓給了工人，而工人則悠閒地釣魚或跳舞，讓機器自動地去工作。這種幼稚的烏托邦思想，在今天看來，實與《你不能奪去別人的幸福》的某些鏡頭如出一轍，因為後一部影片也企圖以教富翁吹義大利土笛的辦法來解決社會問題。①我們知道攝製《自由屬於我們》這部影片的“託比斯”公司，曾透過它在美國的分公司控告卓別林，說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抄襲了它的出品。

但這些缺點並未排斥《自由屬於我們》這部影片的吸引力和優美感。梅爾孫的美麗佈景，貝里那爾——他從有聲電影出現以後一直是克萊爾的合作者——的明朗的外景攝影，鏡頭剪輯的節奏感，奧立克編寫的優美音樂，這些都給這部影片在造型上增添了不少價值；同時片中那種活潑輕鬆的描寫也使這部影片沒有落入說教的俗套。

在影片《七月十四日》中，克萊爾又回到他所熟悉的主題，即民間舞蹈、郊區風光、民歌、巴黎人的詼諧和不出惡言的爭吵等等。這部影片的缺點是有些描寫超出了主題的範圍。克萊爾在動人地和巧妙地描寫了法國國慶節的情景以後，劇情可說已經結束，可是他錯誤地又加了一段枯燥無味的描寫流氓少年的故事。

克萊爾本人卻拒絕為這家由戈培爾的一個屬員經營的公司作證。他只說這部影片曾為卓別林這部傑出的作品提供了一個來源而已。

《最後的億萬富翁》也象《自由屬於我們》一樣，接觸到通貨膨脹、經濟危機和獨裁政治等重大問題。影片描寫資本家為了解決生產過剩而把咖啡投到海里，把草帽沉到海底，這種諷刺實可與卓別林的諷刺手法相比擬。但這部影片始終停留在《巴黎屋簷下》和《七月十四日》的水平上，既沒有什麼節奏感，也沒有什麼新的創造。

這部影片在商業上遭到了重大失敗。雷內·克萊爾認為，要使自己的影片夠得上國際水平，就必須有龐大的資金，但他在法國尋找不到這樣大的製片資金。因此他接受了亞力山大·柯爾達的邀請，前往英國工作，一直到十二年以後才重回法國。

克萊爾離開法國的那年也就是讓·維果去世的一年。法國有聲電影的最初五年，在這兩位人物的影響之下，曾出現了幾部成功的作品，那就是讓·舒的《月球上的讓》、讓·雷諾阿的《母犬》、讓·格萊米永的《小麗絲》等等。

《月球上的讓》是根據一齣戲劇改編的，拍攝和演技都很成功。假如我國的電影導演能吸取這部影片成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