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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感到晦氣，趕快離開。

這兩個故事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因為這兩個故事反映了共產黨人的理想、情操和追求，反映了我們對金錢、愛情的態度。我對曾山的印象更好了。

由於國民黨不發通行證，我們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等了很長時間，也有了單獨相處的時間。曾山和我深入談過幾次話，起初他對我講了很多他自己的事，包括革命經歷、家庭情況。後來，曾山對我說，他愛我，要我和他結婚。

我既愛他，又怕結婚，很矛盾。我從小是童養媳，就對結婚挺害怕的，長征路上又看到那麼多女同志生孩子的可怕情景，更害怕結婚了。我當時想，結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就會影響革命工作，而我最強烈的願望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我非常猶豫，考慮了很久。最後，還是對曾山的感情壓倒了害怕，我同意了。

中央來電催曾山想辦法快到東南分局去處理工作，而這時幾個年輕同志鬧著要曾山和我確定關係再走。曾山也想快點走，和我商量後，向中央組織部打電報申請結婚。很快陳雲同志回電，代表組織批准。同行的幾個人，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附近街上的一個小飯館，訂了兩桌很簡單的飯，大家喝了喜酒，然後借了辦事處一間房子和兩床被褥，我和曾山就算結婚了。

因為東南分局有緊急情況，中央催曾山趕快走。結婚後，曾山只在西安住了兩天就走了。他是一個人搭乘飛機從西安先到重慶，然後，又從重慶坐飛機到了南昌。

我們從認識到結婚時間很短，這期間又要學習，又要工作，一切都實實在在、平平淡淡。組織上也可能是有意撮合，但主要還是我們兩人互相都有好感，能說到一起。曾山這個人，一見就能感覺到，他善良、穩重、可靠、思想好、思想進步，值得託付終生。

那時候，曾山很窮，我們共產黨人都窮，他甚至連一件微小的結婚紀念品都沒有送給我。因為我們是幹革命的，從心裡鄙薄任何私有的東西，組織上的同意和身邊戰友的祝願就是最好的禮物。以後的幾十年，我們經歷了風風雨雨，但都能互相體諒和理解，我很高興自己當年的選擇。

由於國民黨阻撓，我們一行二十多人在西安滯留了一個多月，經過中央和國民黨交涉，才給了我們通行證。我們坐大卡車從西安到武漢，然後到長沙，再坐火車到南昌，在南昌住了幾天，又坐大汽車到了皖南雲嶺。

這一路走走停停，沿路大大小小的車站都擠滿了人，流亡的難民、學生和傷兵到處可見，頭頂還不時傳來敵人隆隆的飛機聲，抗戰的氣氛越來越濃。經過長途跋涉，我們終於到了皖南。

我們全家團圓了

到上海後，機關給曾山安排了一處離機關很近的住處。那是一處銀行家的洋房，說是為了照顧曾山。曾山堅持要先去看看。一看，條件太好了，房間很大，還有花園草坪，肯定超出規定。他馬上就不高興了，黑了臉說：“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飯睡覺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須按規定辦。”立即讓機關另行安排小的房子住。

我們在復興中路住了一段時間。我們一家住在樓上，財委秘書長李人俊住在樓下。我們家用了三間房，一間是我們的臥室兼曾山的辦公室，稍大的一間讓五個孩子和保姆擠著住，另一間用作吃飯和接待客人。樓上還有不少房間，曾山讓機關都給鎖起來，不讓用。他把房子裡原有的沙發、地毯之類的貴重傢俱和花瓶、魚缸等陳設，統統鎖在其他房間裡，不準家裡人動用，不久都讓國家拉走另派用場。

到上海不久，我們把丁兒從江西老家接回身邊。後來才知道，他在戰爭年代也受了不少苦。丁兒四五歲時，有一次，日寇“掃蕩”，他和家人失散了，他跑到村外的樹洞裡躲了兩天，才倖免遇難。婆婆那次可嚇壞了，以後就時刻把他帶在身邊。婆婆對丁兒像命根子一樣，萬分愛護，一到唸書年齡，省吃儉用也把孩子送進學堂。丁兒剛回家裡時，對爸爸、媽媽都很陌生，吃飯時拘束得很，還老看我和曾山，看父母是不是真的。我很心疼，吃飯時就把好吃的挾到他的碗裡，讓他知道爸爸媽媽是真的。

1949年底，我們又把孩子的祖母、伯母、叔母，還有孩子們的兩個姐姐（曾山前妻所生）也從江西老家接到上海。我們一家十幾口人終於團圓了，全家人都特別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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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回鄉務農的婆婆

曾山媽媽一輩子很苦。家裡為革命犧牲了那麼多人，解放了，還是在農村勞動。曾山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回家鄉探望多年不見的老母親。我們寫了好幾封信，她才同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