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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鍾翰：酒瓶裡喝出的史學大家（2）

一則小小的軼事，卻可以體現一個學校的精神。遇到這樣高明而且有學問的老師，若不是冥頑不化之輩，要想不生問學之心，恐怕也難。霎那間，我忽然對於燕京學子在歲暮之年仍然對母校懷有深厚感情有了一份感性的理解。

3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的燕大，在美國星條旗的保護之下，雖然令日本人投鼠忌器，但也並非是固若金湯，對燕大心存覬覦之心的日本憲兵隊時常不斷會到燕京“拜訪”。因酒得名的王鍾翰，因為一次和日本人的“酒戰”，上了當時北京的報紙。九十一歲的王鍾翰說起這件事，彷彿又回到了過去那段意氣風發的歲月：

“燕京沒有關閉之前，日本憲兵隊總隊住在西苑，統管著全北京的日本憲兵隊。總隊的隊長華田常常到燕京大學去，名義上是“拜訪”司徒雷登。華田去燕京的時候，只帶一兩個人，不帶侍衛隊，槍也是掖在衣服裡面。司徒雷登對於這種拜訪，自然不好拒絕，不但不好拒絕，有時候到了吃飯的時候，善於處理關係的司徒雷登還會請華田在臨湖軒吃頓便飯。餐廳在臨湖軒的東頭，西頭則是司徒雷登的臥室，中間是個比較大的客廳。

有一個秋天，華田到燕京大學，忽然提出要跟燕大教職員比賽喝酒。司徒雷登知道我能喝酒，就讓洪業先生找到我，我記得當時在場的還有陸志韋先生。我去了之後，那個日本憲兵隊長華田擺了10瓶啤酒，並且說不用杯子，直接對著瓶兒喝！我當時正年輕，心想：打仗我打不過你們，喝酒一定要把你喝倒。結果喝了不到九瓶，華田已經塌倒在桌子底下去了。而我還在那裡要喝夠十瓶。當時在場的老師們表面上沒有顯露什麼，但是心裡確實歡欣鼓舞，那個日本人華田呢，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當時北京一家報紙還為此事做了報道。

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憲兵隊的大卡車闖進我們的校園，逮捕了很多師生。我雖然也多次參加抗日的活動，卻沒有被逮捕，我想，也許是那個華田覺得見了我很沒有面子吧。”

4

王鍾翰在燕京大學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是《辨紀曉嵐（昀）手稿簡明目錄》。1936年，中國營造社印行《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並認為那是清代大儒紀曉嵐的手跡。王鍾翰的業師洪業看了之後感覺從字型及印文上並非紀曉嵐之作。這種大好題目，在洪業做來自然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卻把王鍾翰叫了去，對王鍾翰說了他的看法以及思路。王鍾翰按照洪業的思路，拿印行的《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紀氏審定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對照，發現疑點竟然多達100多處。王鍾翰將這些發現一一整理成文，又是洪業把文章推薦到當時鼎盛一時的《大公報》上發表。

初戰告捷，王鍾翰“喜不自勝”，呼朋引伴，又到飯館去“美餐一頓”。後來他把這篇在學術上起步的“第一桶金”拿給另一位他同樣尊重的老師鄧之誠，不料卻引來“一盆冷水”，鄧之誠說文章本不必寫那麼長，只要幾條例證就足以致其死命，何必多引？一正一反，體現了兩位大師學術思路的不同，但是對於初治清史的王鍾翰，正如嚴父慈母之於踽踽學步的孩童。

同是在1936年，對王鍾翰學術思想起了重要影響的老師是顧頡剛。王鍾翰回憶顧頡剛講課的情景：當時大學課程一般沒有講義發給學生，全靠學生筆錄老師的口述。顧先生的兩門都有講義發給學生，用的是白話文講義，很通俗。但是顧先生講課卻完全是另外一套。所謂講述，其實並不多講，幾乎完全是抄黑板。從打上課鈴開始，顧先生不停板書，從黑板左頭寫到右頭，行書寫得很快，約莫四五遍，下課鈴一響，課也就結束了。抄板書這樣的講課方式非但沒有讓學生感到乏味，反而都聚精會神，唯恐下課鈴響。原來顧頡剛在黑板上所寫的都是他平時的讀書心得，對古史的疑問和考辨，大都是學生們深信不疑或視為當然的。“現在突然被顧先生提了出來，大家先是驚愕，繼之是興趣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