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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義。

*同志不是說“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嗎？當時我作為*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負責人，深感有責任遵照*同志的指示，加大改革開放的宣傳力度。於是，我主動邀集兩位同志一起討論撰寫四篇署名為“皇甫平”的文章，闡述*同志關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最新思想。第一篇題為《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放在“辛未羊年”春節（1991年2月15日）刊登，鮮明地提出我們正處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交替點上，要增強改革開放的歷史責任感，強調“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憂，唯有改革”，“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第二篇題為《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3月2日刊登），強調“解放思想要進入新境界，改革開放要開拓新思路，經濟建設要開創新局面”，特別提出“不能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兩者都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再次強調“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僵滯”。第三篇題為《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3月22日刊登），明確提出對改革開放中的新探索，不能“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而坐失良機”，要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第四篇題為《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4月12日刊登），強調改革開放需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幹部的選拔任用一定要是人民群眾公認的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做出實績的人。

“皇甫平”文章的背景與論爭（3）

《解放日報》這四篇署名評論當時讀者稱為“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不少人來信來電詢問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誰，並說讀了文章很受啟發，有助於解放思想，開啟思路。一些幹部來信讚揚文章以加大改革開放分量為主旋律，“說到我們心裡去了”。一些經濟專家學者反映，文章對市場與計劃關係的論述是“及時雨”，有助於推動理論研究，加強我國改革開放的形象。全國不少省、自治區、直轄市駐上海辦事處接到本省、區、市領導的指示，要求收集“皇甫平”全部文章，並向報社瞭解發表背景。一些外國駐滬的領事館和記者也紛紛來電話詢問文章背景，要求採訪作者。

與此同時，國內也有一些人利用座談會和少數報刊對“皇甫平”文章進行責難和批判。他們虛設論敵，無限上綱地指責什麼“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它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妄圖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是“改革過程中的階級鬥爭”。有人公然責問：“對於那種不許問姓社姓資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所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更有甚者，有人公然認為“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商品經濟是瓦解公有制的根源”，甚至說什麼“80年代改革開放造成新的階級分化，新的剝削制度和新的社會生產關係，為社會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深刻危險”。有的文章還鼓吹揪黨內走資派，說什麼“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我們黨內確實出現了極少數力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要警惕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之流，他們是國內外敵對勢力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有的人明目張膽借批“庸俗生產力論”和“經濟實用主義”，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同志。

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定冒風險思想準備的。但我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署名評論會招致如此火力兇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我們本想進行批駁，但上海市委領匯出於維護大局，指示我們淡化處理，不搞爭論。這樣我們便顧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數幹部群眾會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大音稀聲掃陰霾針對這種情況，*同志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週年的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講了一大段關於改革開放的話，而且把*同志關於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觀點進行了闡述。1991年9月1日夜，他又下令將第二天刊出的人民日報社論中“關於在改革開放中一定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接著，*同志又在9月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尖銳批評了一家大報對他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作了斷章取義，片面強調反和平演變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總書記對那些喜歡拿大帽子嚇人，好作抽象爭論的人的鮮明態度。

我們根據*同志講話精神，繼續宣傳*同志的思想。例如蘇聯八月變局後一個星期，我們發表《論幹部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