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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接過梅塞德斯車，把它開進了地下車庫。平臺上“我們的”角落空著。我們就座，“我們的”侍者來了，我叫了一瓶香檳。然後我走進大廳。古斯塔夫的回電還沒到。我給中心分局打電話，找到了魯瑟爾。還在調查，他說，至今沒有什麼依據能懷疑某個特定的人。要我三小時後再打電話。依他看，早晨之前估計不會有什麼重要的新發現。我走回平臺，現在平臺上滿是人，全都在喝著他們的餐前酒。我坐在昂熱拉旁邊，我們喝香檳。我吃了幾粒橄欖和鹹杏仁，一邊給昂熱拉講博卡的大搜捕以及對護士安娜·加麗娜的謀殺。

“這越來越嚴重了。”她說。

“是的，”我說，“我感覺這還遠遠不是結束。”

她把她的右手放在桌上我的左手上。我打了一個冷戰。哪來這種事，我想，這不可能，不可能。

“羅伯特！”我聽到昂熱拉說，“羅伯特，你怎麼了？”

我講不出話來。

她看到我望向哪裡，發出一聲喊叫。

“不！不，這不可能！羅伯特，這不可能！”

一陣無窮的甜蜜感讓我暈乎乎的。

“這是可能的。咱們倆都看到了。我對你說過，有一天會這樣的。現在就是這樣了。”

“噢，羅伯特，羅伯特！”昂熱拉說。她的聲音低成了耳語。她讓胳臂貼著我的胳臂。我們一動不動地坐在我們的桌旁，看著她的右手的手背，它就放在我的手上。如我所知，在她被太陽曬得黑黝黝的右手手背上，昂熱拉從童年起就有一塊淺斑。它跟其它的面板不一樣，從來曬不黑。現在，我們倆盯著這隻手背。它滑潤，到處都被太陽曬得黑黑的。那塊非常亮的斑已經徹底消失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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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東·迪爾曼說：“發生的一切都有其非常特殊的意義。要我們認出這一意義常常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就陷入憤怒或沮喪——就像你們現在這樣，我的先生們。你們不可以這樣。我來這裡不是用廉價的話安慰你們或者讓你們失望。我得到的任務是隨時都有可能帶給我自己沮喪和憤怒的。但我必須完成我的任務，因為它也有其特定的意義。我想象，一本書裡的每一張紙都有兩面，也包括生活這本書。它的一面由我們人類寫滿目標、信心、希冀、願望和打算；而那張紙的另一面卻由命運在寫，是隱藏在一切背後的那個意義在寫。這個意義所安排的很少是我們的近目標，但它始終是正義的遠目標。”他輕輕地摸摸金黃｜色的頭髮。他高大、強壯，衣著高雅挺括，像名外衣官（他也確實是一名外交官）。他有一張紅潤的、無比善良的圓臉。他的眼睛和善客氣，戴著一副眼鏡。加斯東·迪爾曼是法國外交部的一名高階官員。他是帶著特定的使命被派到戛納來的，現在正向我們公佈這一使命。我們圍坐在警察局會議室的一張大桌子周圍。我們是指警察局長、拉克洛斯、魯瑟爾、戛納警察局的五六名負責人、緝稅官克斯勒和我。加斯東·迪爾曼輕咳一聲，補充說：“儘管有時讓我們覺得不是這麼回事，但是，這個遙遠的目標終將實現。正義最終總會勝利。”

矮小的路易·拉克洛斯聲音中帶著極大的苦澀說：“您最終勝利，迪爾曼先生。什麼時候？百年之後？千年之後？您說，這要很長時間，是一個長遠目標。到那時勝利的是誰？不公正？先生，我憎惡不公正。我們大家都知道，這裡發生著不公正，發生了犯罪，而且肯定還會發生。如果我經歷不到，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不公正的勝利和罪行得不到懲罰，那正義的遙遠勝利對我又有什麼用？當我就職時，我起過誓，要盡全力追究不公正。我應該忘記我的誓言嗎？因為巴黎的大人們跟其它什麼地方的大人們商談過，達成了一致的意見，它就無效了嗎？”

加斯東·迪爾曼平靜地說：“我對你們講過，我的先生們，我是懷著什麼樣的感情接受我的任務的。我很理解您，拉克洛斯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證：那些派我來的人不是輕易採取行動的。如果對手力量強大，想戰勝它，就需要很大的才智。”

這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十點剛過，一個星期五。

加斯東·迪爾曼是乘坐法國航空公司的一架專機一大早抵達戛納的，下榻在“卡爾頓”酒店。昨天就通知了他要來。因此我們大家都知道，加斯東·迪爾曼想今天九點三十分在局辦公室裡講話。他以他的客氣、平靜和堅定的方式解釋了他的使命是什麼：國際最高層在商談過此案後認為，戛納發生的事件、遊艇的爆炸、人們的死以及隨後的罪行，雖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偵破，但是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