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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也無法明白，廈門淪陷前，父親參加了當時的抗日救亡兒童劇團，年僅十二三歲的他，以童子軍大隊長的身份，參與協助運送彈藥，搶救傷員的戰地救護，在當時的陸軍醫院不眠不休數天數夜，也是最後一批撤離廈門到“　萬國租界”鼓浪嶼的他，為什麼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無知的我，找不到善與惡、是與非、罪與罰的標準，我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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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楊有話說（3）

工作中的楊錦麟（一）

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知道了什麼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歲少年，就這樣戴上了原罪的鐵鐐，這副鐵鐐伴隨我走上了不斷自責，努力贖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訴我的後代，我第一次偷著嘗試抽菸，是在雙十最混亂和最動盪的1966年，時年僅僅十四歲；和菸草還有過的另一點記憶的連結，應該是1966年的冬天，被紅衛兵從福州抓回廈門接受批判的教育廳長王於井，當時和她的秘書被關押在和平樓樓梯底下的工具室，王於井煙癮極大，兩手被菸草燻得焦黃，一天晚上，大概是煙癮難忍，王於井看看四下無人，於是對一旁看熱鬧的我展開政治攻勢，無知的我樂癲癲地跑到鎮海路的小煙攤上，給王於井買回兩包汀溪牌的菸絲，至今依然記得王於井貪婪地吸著手卷紙菸，吐霧吞雲的定格畫面……

我還要告訴我的後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爭取進步，爭取和反動家庭劃清界線的我，在教學大樓後面的數學教研室裡的昏暗燈光下，和龔慎思（後來才知道是許建立同學的姐姐）、王少華學姐雙手沾滿油墨，一張一張印刷著革命傳單，這是當時幾乎處於離家出走狀態的我，每天樂此不疲的“　功課”和“　作業”；1967年復課鬧革命期間，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師及時的止喝，我可能會將更多的石塊扔向那些當眾說我是四類分子兒子的同班女同學；過了若干年，在我下鄉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場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學，同一個大隊插隊的楊毓棋同學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個在大庭廣眾斥罵我是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兒子的農民；如果不是這種原罪的鐵鐐，我也不至於在武平農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於在病退回城之後，到處扛石頭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週末晚上，在廈大大禮堂和廈門市任何一家電影院，騎著腳踏車來回狂奔，賺取微薄的津貼“　聊補無米之炊”；這次莊振典兄告訴我，我所在的生產隊政治隊長羅勝男已經逝世，逝世前，最讓羅勝男牽掛的是，當年所在公社黨委，曾經要求羅勝男就近監視莊振典和楊錦麟，因為他們是“　黑七類”子女，讓羅勝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莊振典和楊錦麟是他所瞭解的知識青年中，各方面表現最好者，為什麼要被暗中監視呢，為什麼爭取政治上的進步，還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羅勝男臨終前並沒有對家人交待太多的後事，唯一讓他不安的是，必須將當年自己受命監視莊振典和楊錦麟這件事想方設法告訴他們，他在臨終前還想著我，而我卻拒絕像其他下鄉知青農友那樣眷戀那一片紅土壤，“　近鄉情怯”在這裡只能有負面的解讀，甚至不敢試作解讀。雖然我時至今日做夢還能夢見當年的梯田和無數道田坎彎彎……

還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驀然回首就會有傷痛不已的記憶……

學校一分為二，同學一分為二，老師一分為二，還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傷口，為了爭取進步爭取表現，作為“　黑七類”的兒子，我也就是那時，在幼小心靈裡埋下對原罪的朦朧解讀和希望最終可以脫胎換骨的贖罪基因。儘早贖罪是為了儘早站在革命的隊伍中，去爬山涉水，去脫胎換骨，希望在一場為毛主席革命路線獻身的激烈戰鬥中，英勇獻身，是當年自己經常做的夢；這個荒唐的夢境終究沒有機會實現，但一紙初中畢業證書和一隻橡膠皮製作的“　草鞋”，一套《毛澤東選集》，一聲足以掩蓋梧村火車站站臺上空不斷哭聲的汽笛聲，那一聲長長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揚，如此的渾厚，如此的無法掩飾的憂傷，“　反革命分子”的父親是沒有資格參與送行的，只有媽媽在月臺上淚水盈盈地看著我，那一張掛滿淚水的臉至今還歷歷在目，當時的我興沖沖地登上了滾一身泥巴、幹一輩子革命的征途，卻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離死別。就這樣告別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這段路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後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後參加當年的高考，時在1978年、1979年間，我還在街道辦事處打一份散工，記憶最深的一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