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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龜，土鱉和海龜相結合的產物，會成為一個新生的文化（這是頗有生動想像力的）。她認為新儒學只會是這個過程中的一個階段產物，在未來，儒學和新儒學都將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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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熵與中國文化再思考（4）

這是一個看似尖銳的挑戰。現在，許多中國人都在接受著這種挑戰（當然也有視而不見的）。而在我談到弗裡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理念並與王琪博的詩並論時，徐愷先生表示了堅決的反對，這種反對之聲還贏得了掌聲。他堅決地認為詩不應當被經濟所替代，商業與詩歌絕不相類，也絕沒有聯絡。這種尖銳性已經十分公開了。

我在後來與詩人作了一個簡短的對話與交流。因為我看到了詩人對政治以及經濟和民生的關注，當然，詩人更關注了許多有關地球的一切。我談了我的看法：這個世界，一切相關，而不是無關。在客觀的世界裡我們會相遇，然而在我們個人主觀的世界中，在更多情況下，許多傳統文化格局中的中國人都有可能會拒絕接受甚至不認同這種客觀的聯絡。

丁東談到了關於東西文化在中國近代史開端直至進入到現代中國以來各個時期的爭論，他認為，今天我們所討論的，並沒有超出歷史，甚至，這種辯論尚未達到歷史上所曾經的水準。這一點，我是贊同的（僅就指我們的這些討論而言）。但是，討論的水準之外，我們應當看到這場討論所發生的時間和背景，這一點，在宏觀之中就已讓所有的歷史與此有所區別了。中國歷史上所發生的東西方的文化爭論，似乎在說明，這個國家對於由閉合系統邁向開放系統是多麼的不敏捷，而傳統習慣又是多麼之堅頑，以致使我們無法輕捷地產生更為理想的變遷。這又反映到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歷史更多是由我們自身的主觀所造就，也是由不變的經驗所使然，不願變化的背後，是我們缺乏刺激和想像力，這才是真正的危險所在，這種危險並不是讓別人超越我們，而是使我們失去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與獲得客觀世界的支援（這是一種大本大源的能量）。21世紀的全球化，作為一個更為宏觀的力量介入，這讓我們感受到了它的壓力，也認識到了它的能量，而對於這種能量以及其所帶來的商業文明，我們的認識和理解才剛剛開始。也許，50年之後，當我們再來回觀這樣的一段歷史時，會有許多的感慨。而我的感慨則是：一個客觀世界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令我們無法無動於衷，而主觀的保守思想又是如此堅頑，以致於讓許多人無法獲得追求真理的信念，這場博奕之間，勝敗是可以預見到的。

一個國家和個人的信念，不應當來自這個國家任何一個人或組織的主觀臆想和利益判斷，而必須是源自對自然真理與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洞徹。全球世界的開放與融合，將使中國真正獲得一場人類社會共同發展與科學時代的洗禮，這將與中國所有過往的歷史不同，這也是自中國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以來的再一次裂變，中國將由此而獲得這個世界的新能量，而中國本身，亦將由此而不同於任何的歷史以往。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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