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人類在乎的，只是它的一瞬，即然只是一瞬，就不用如何去計較了。夫子關心的事，在天地之間只是滄海一粟啊，僅僅用人力而為之，改變的不是根本。本是虛無，是不要去強求的。真正的公心，乃是宇宙大道，不是周王室，也不會是列國之君啊，與他們相謀一事，不若獨處自然。大道玄通，事物各歸其根，就讓事物自己去變化吧，歸根曰靜，是謂覆命，覆命曰常，知常曰明。到了這個時候，一切自然而來。夫子不是求天下大同麼？這便是大同啊。

孔子當下就怔在那裡了。於是作揖，於是感激零涕。那些弟子們，則紛紛垂手而立。

以上便是孔子會見老子之間的談話復原。據說，孔子出得門來，對弟子們就發出一聲感嘆：老子這個人，是天人乎！

他們的談話之中，即有孔子的追求與疑惑，更有老子思想的流露，同時，還涉及了中國古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周易》之經，這部書，就源自於古中國的先賢之帝，最先稱為《歸藏》，其後為《連山》，再後來就叫做《周易》了。《歸藏》和《連山》已經失傳，在中國所有的文化經典之中，《周易》被稱為群經之首，它的核心，據說是中國最早的祖宗伏羲對宇宙世界構成規則的描摩。直到今天，道教中的許多高人，都還有這種描摩自然規則並占星算卜的高強能力。

我想，孔子後來在晚年致力於為六經作注，甚至有傳《周易》的《繫辭》就是孔子所作，很可能都是由這場與老子談話之後所受到的啟發。老年的孔子有了一系列的大轉變，他的弟子在《論語》中記載過孔子這樣說過的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竅比於我老彭。這裡的老彭是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老子，而彭子則是另外一個相傳得道而活了五百歲的大壽星，後來被人稱為彭祖。孔子在這個時候，已經是趨向於依循老子的“道”了。

這裡，我們並沒有討論什麼是儒的話題，然而卻看到了道與儒之間的微妙差異。如果說道是古中國人類探求客觀世界和宇宙規則的一支宏大思想，那麼儒則承擔了安邦治家的一種責任（至少儒的思想裡含有這樣的一種趨向）。其實儒在孔子之先很早就有了，那些歸附於王室和大夫家中並充當教習同時還兼一些主人的參謀工作者，統統都叫儒，俗稱門客，在後來的中國，稱作師爺。儒本是一種官宦人家的寄生者，沒有什麼地位，直到孔子的出現，才將這個儒提升到了更高的位置，因為孔子並不安於做一個官宦人家的寄生師爺，他要參與到治國安邦扶攜手君王的更高層次，所以，大儒並在他的身上演繹了出來。又由於儒的天生寄生性，所以即便是孔子周遊列國，卻始終無法改變得了要去謀求一官半職的心態，也正因為這種儒與政權官宦的近親特性，因而在後來的幾千年間，儒得到了歷史上幾乎所有繼任帝君的專寵，並尊為第一大學派，直至今天，儒家思想仍然在這個民族的文化根性上很深地影響著現代中國人的行為。

我們先不談中國的孔子和儒家思想了。因為我想起來另外的一個人，這個人比孔子小167歲，活了62年，一生中大半時間裡住在古希臘的雅典，他在雅典由柏拉圖開設的學園裡呆了將近二十年直至柏拉圖死去，四十一歲那年，他開始為征服雅典的腓尼基國王菲力浦做家庭教師，他教的那個學生叫亞力山大，後來成為了歐洲最偉大的君王。這個人的名字就叫做亞里斯多德，在西方哲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地位。

我忽然想起亞里斯多德是因為他和孔子有著驚人的相似。儘管時代相差了一個半世紀，然而從大的歷史觀來看，他和孔子是處於同一個時代的不同方位中。首先，亞里斯多德是古歐洲第一個象教授一樣為自己的學說著書立說的人（唯一的差別是孔子只述不作），他的討論也是分門別類，涉及面極廣，在這一點上，他又與孔子幾乎相同。另外，亞里斯多德儘管是柏拉圖的學生和弟子，但他對柏拉圖關於理念的那一些觀點是不感興趣的，甚至他還拿出許多的理由和論據來反駁理念，在這一點上，孔子和老子似乎也是這樣分道揚鑣的。亞里斯多德更多的關注，是對倫理、常識、物理和政治，亞里斯多德是一個很現實的思想者，所以，對於柏拉圖的《理想國》也是以種種理論來加以批判。亞里斯多德的最大和最富有成效與影響力的，當屬他的邏輯學，這是他在作了一整套的廣泛思想涉獵之後，歸結出的一種實用思想工具，這一工具後來被整理成為三段式邏輯推理，即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來組成人類認識事物的邏輯論證法。這一思想工具在歐洲曾被廣泛使用，直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才喪失掉顯赫的地位。事實上，當亞里斯多德第一個演繹並歸納出這一開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