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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隋代統一，使國家獲得了一個極快的社會經濟的促進和繁榮，隋朝的糧食豐富和耕地擴大，歷史十分有名。

一個大帝國的興起，大多都依賴兩個重要的方面作為支撐：強兵與興文。而在隋朝的短短時期內，這二者幾乎都在極短時間內做到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隋朝對於人才的開放吸納，透過全新的科學制度而使社會各階層的一般子弟甚至是貧寒之士，都可以透過讀書、應考、為仕這樣一種新的途徑而獲得自身命運的改變，同時成為國家所需的各類人才，這一點在當時，可謂是首開中國社會人力資源擴大並創新之先河（20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進行的中國改革開放所採取的人才方式幾乎與此同出一轍）。而在此以前的1000年間，從春秋到戰國直至秦漢，再到國家分裂的兩晉南北朝，中國的人才任用更多是食邑授權與門客吸納，或是皇親國戚到士族門第把持，而漢朝舉孝廉的察舉模式，也不過是一種過於感性的人才評判，給予弄虛作弊與權貴操縱的空間足大，直到科舉制度的誕生，中國才算建立了一套將教育與國家選拔天下人才相聯動的體系，並將之與巨大的國家官僚機器的執行結合於一體。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軟建成”的第一次型狀。這種型狀有唐人沈既濟的形容為證：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鳥聚雲合。由此可觀之，當時社會人才集聚是怎樣的一種空前盛況，與今天近三十年以來中國以大學作為國家人才的孵化基地而每年推出的大學招生考試的盛況是十分相同的（很不幸我是這一巨大體系中為數不多的一個叛逆）。

中國有句頗為有名的老話，就叫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從秦漢四百年的合，到三國兩晉南北朝四百年的分，到了隋朝，一箇中國大統合的時代便又開啟了。然而這樣的一個分合的過程，並不是一個機械的重複，而是歷史的演進。如果僅僅將歷史視為人的歷史來看是遠遠不充分的，還應當將“道心唯微”的自然規律放置於一個重要的位置。這就如同今天中國所看待的全球化，其國家意識和個人世界觀都應當取值於人類的共同價值，這個價值之中，一國或一己的利害將被更大的利益群體的利害所取代，因此，一個大國的新戰略也就必然產生：中國之於世界的價值將成為這個21世紀的最大機會和挑戰（我們不能再忽略這個世界與人類的整體存在）。

值得在這裡一提的是，隋煬帝恰恰在這個歷史的提升與轉型時期成為了一個極端的反面例子，這是一個個人的不幸而強加於歷史並造成歷史的不幸的很好案例。從歷史來看，這位著名的暴君是由其極端自私的本性造成的，而並非歷史所給予的。如果說歷史真的與這位暴君的產生有什麼關係的話，那就是：歷史在它的自然大規則之中為一切可能保留了充分的空間，哪怕是造就出一個暴君的誕生空間。這是歷史與自然的###律，頗為類似於美國聯邦的法律：凡年滿十八歲即可以購買槍支，你可以用來濫殺，也可以用來自衛，你的選擇是自由的，只是法律在你的選擇之外保留了一個最大程度的制約，你若殺死人，相對應的便是一千年的牢獄。你若自願選擇這一結果，那你就幹吧。

這就是歷史的###則。很不幸的是，隋煬帝作了一個並不明智的選擇：他選擇了殺人。所以，歷史也就給予了他一個很不錯的裁決。後來的時候，隋煬帝對此似乎已經有了預感。《資治通鑑》曾記載他在南逃揚州後取鏡自照，自語：好頭顱，誰當砍之？他在位14年，有13年都是在外巡幸，從某種角度上看，這個人也是頗想成為一世英雄，一一逞大國江山一統的豪邁，可惜用錯了地方（或許人人都有這樣的夢想只是應當有自知之明）。有記載說煬帝於公元605年第一次從洛陽出遊江都揚州時，來回花了八個月，率領諸王、百官、后妃和宮女及禁衛軍等近二十萬人，船隊舳艫相接長達200餘里（100公里），幾所經過之州縣，方圓500裡內都要納貢，吃不完的都要丟掉。這種講排場而附庸浮誇的風尚，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也是不少的。由此，我們還可以探索出一個十分重要的結論，即偌大之中國，悠久之歷史中，並沒有一個如何建立國家與建設並發展國家的理論體系。而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就以《理想圖》開始了這一探索，當時的雅典文化和斯巴達的國家城邦憲法，都為這位早期的希臘哲學家提供了足夠的國家思想的源泉，也因此而產生出最早的國家政治理想。這個古希臘人在他的國家夢想中提出國家的統治者必須是哲學家的論斷（從這裡就可以看到柏拉圖的理想主義色彩），因為這樣才可以使國家保持“正義”（請注意這個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