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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向我講了一個故事。幾年前他在美國工作，一天看見公路上出了車禍，馬上許多汽車就堵起來了，交通停滯。這時，從一輛郵政車上，下來一個穿制服的郵遞員，他開始指揮交通，疏導被堵的車輛，並同時保護現場，直到10分鐘後若干警察到來，他就開車走了。我們中國人感到奇怪，當場問一位警察，為什麼一個郵遞員能來指揮交通？那警察說：“那當然，郵遞員也是國家工作人員，在這個時候，公務人員就應當站出來為公眾服務。”

這就是公務人員的素質。

我認為，公務人員起碼應當具備這樣的素質：公務觀念，責任感，服務觀念，同時不能抱著自己發財的夢想。在國外，公務人員工資是比較高的，特別如新加坡，對公務員不僅有高工資、寬敞房子、公派汽車、甚至還包括子女入學，都有明確的優厚規定。而決不僅僅是衣食無憂。但若官員一旦貪汙，就會身敗名裂、萬劫不復，也就會失去一切。所以，一方面是“公務人員”的光榮和優越，另一面則是犯錯誤的沉重代價，新加坡的公務人員因此大都非常清廉、工作也卓有成效。有人稱之為“高薪養廉”。國內的學者大都激烈反對高薪養廉，從財政到思想說教，寫了不少文章。但是，要知道，高薪能否養廉，是可以探討，而如果只是“低薪”，那是絕對不可能養廉的，不僅不能養廉，而且只能“殺廉”。道理很簡單，公務人員們是手中握有很大權力的一個群體，但如果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發財致富”，他們自己只有“低工資”，心裡會平衡嗎？他們就會自然地也萌發出一種發財的慾望和衝動。這單單靠“思想教育”的感染和“政治口號”震天響是扭不過來的，對此必須“唯物主義”一點。由於低工資，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取一些利益，是很自然的。中國成語有“窮當益堅”、“窮而後工”之說，但大多數人實際不可能做到。孔子還說“君子固窮”，我認為，雖有少數君子可能“固窮”，但是不能以此作制定工資政策的依據。這使人想起1985年5月底人民日報一篇重要文章說，靠國家支付工資的機關幹部只能“後天下之富而富”、說公務員們“甘願後富，助民先富”，“有先富，有後富，以先富帶後富”，是“歷史新時期的《命運》交響曲”。可見，當時是以“君子能夠固窮”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了。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上上下下許多官員迅速腐敗，證明一個掌握了各種權力的社會群體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甘願後富”的，也不會去讓先富的人“帶”。結果，無論是官員還是先富的人，都過上了美好的生活，困難的是普通老百姓，而且越是遵紀守法就越困難。這樣的政策是失敗的。

所以說，要使公務人員絕了“以權利求發財”的觀念，必須依靠制度性因素，而不是什麼苦口婆心、絮絮叨叨的“思想政治工作”。

公務人員還特別應具有的一個基本素質是：服務觀念。

在現階段，尤其是這樣。其實，當年經常聽到的“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形態的要求，並沒有錯，不為人民服務為誰服務？難道公務人員還能專門“為官老爺服務”、“為暴發戶服務”、“為老闆服務”、“為企業家服務”、“為龍子龍孫服務”，一句話，“為有錢人服務”？問題是，要把“為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為國家服務”制度化。現代化的公務人員必須明白，國家的公務工作實質上是一種服務工作。如果公務人員頭腦中沒有“服務”的觀念，而只是一門心思地想，當上公務員後，就可以“以權謀私”、“貪汙受賄”、“耀武揚威”、“欺壓百姓”，甚至“魚肉鄉里”，那就一定會幹出惡事。所以，也就必須有一種制度，不是為了去教育這些“惡公務員”，想教育“惡公務員”回心轉意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唯一有意義的是：能夠將他們堅決撤掉，且永遠不得再返回“公務工作”！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種強有力的制度、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機制，我們的公務工作就一定會很快走向垮臺。

誰能來做這樣的事？誰有這樣的權？能夠永遠處理掉“惡公務員”？只有如上面所說，設立這樣一種專門“選拔和管理”公務人員的機構，這機構本身並不是公務機構，其成員也不可能成為高階公務人員，但是卻有權處理人民投訴，永遠撤掉那些“惡公務員”。顯然它不僅僅只是一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樣才能奏效。如果像現在這樣，不管出了什麼惡事和醜聞，一切仍由各級各地的“公務機關”本身來處理本機關的“惡公務員”，那是永遠也不會成功的。

在西方人看來，由於國家公務機關是一種“為公眾服務”的機構，所以，在美國各州、市、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