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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的外交部長的冠華事先竟一無所知。至此，外交部大字報中已提出了把喬冠華拉下馬的口號。一切都很明白，冠華是“四人幫”大權在握時被推到被批判的位子上的。但是，兩個多月之後，當冠華在巴黎聽到粉碎“四人幫”的訊息後，飲酒慶賀時，他又怎能想到此時在國內那些不久之前還同“四人幫”一起整他的人們已經乘冠華在國外的時機把他掛到了“四人幫”的線上去了。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我去機場接他。我告訴他由於中央的表態，部內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勢。我至今仍難以忘卻他那忠貞不渝的天真態度。他說：“打倒‘四人幫’是大事。我個人受點審查不要緊。我們也有錯誤嘛！我們沒有想到這麼快可以打倒‘四人幫’。三四月份想利用他們內部矛盾保住外交部，這至少是機會主義、實用主義的表現。我應該向中央檢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說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勢向中央誣告，我回來了就好了。該我檢查的錯誤我會檢查的。該說清楚的也會說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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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風雨（11）

虔誠與毀滅

然而，現實卻與冠華的願望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沒有人願意聽他的解釋，也沒有人想真正瞭解真相。當他打電話，寫報告要求過去幾乎天天或經常見面的領導至少能聽一次他的陳述時，竟也被拒絕了。任何調查還未開始，向冠華甩過來的一句話已是：“你已經陷到只剩下兩隻耳朵聽一聽群眾的批判了！”冠華的絕望是深刻的，他意識到這一次沒有人會像過去周總理那樣關懷他，幫助他了。他困惑為什麼他一生的虔誠換來了如此無情的毀滅？！

後來整整兩年半內發生的事不堪回首。那是一段慘烈的回顧，那些出於不同目的都想消滅冠華和我的人使用的手段無比殘忍。在那亂世年月，冠華沒有學會四面逢源、八面玲瓏的手段；他永遠是個不設防的人，處處把自己的弱點暴露在窺伺機會要搞垮他的人的射程之內。既然連聽一聽他的陳述的機會都不願意給他，可想而知的是先設定罪名，再去尋找材料，上綱上線；更有甚者是編織罪名。其中最突出的一條是所謂將“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

還在冠華從訪問歐洲回到北京之前，從上面已經丟擲了所謂“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把他們炮製的‘按既定方針辦’寫進聯大報告，替‘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當寫著這個內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潮水般湧來時，我不懂怎麼會是這樣的。事實的經過我太清楚了。毛主席逝世後，從9月16日起，《人民日報》以及一切宣傳工具都連篇累牘地宣傳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在8月份的一次計劃工作會議上已經傳達了這句話。但是在冠華起草聯大報告時，並沒有寫進檔案。9月26日，冠華第一次發生心絞痛緊急住院。28日，政治局通知晚上開會討論聯大發言稿。冠華從醫院請假去大會堂參加會議。將近午夜，冠華散會後匆匆回家，要我幫他立即通知國際司的有關人員到家裡來。他們很快到了。冠華說政治局剛開完會，對報告提了些意見。醫院在他30日出發前不准他在外面過夜，他必須趕回醫院，不能和他們一起改稿。冠華說他傳達一下會上各人的意見，因為誰也沒有反對別人意見，都是政治局委員，我們也只好每條意見都寫進去，免得添麻煩。於是冠華逐條講了會上的意見，總共大約十多條，其中就有一條說主席逝世，全國都在學習主席遺言“按既定方針辦”，聯大報告中怎麼沒有寫？應當加進去。講完他就急匆匆回醫院了。

第二天，9月29日，國際司的同志把連夜修改的稿子送到冠華病房。冠華未作修改就叫部值班室送中央，他附了一張給那位主要領導人的便條說：報告根據28日晚政治局會議意見修改了，現呈上。因他30日啟程，可能來不及等中央批覆。他隨身帶走一份修改稿。如中央沒有修改意見，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還有修改意見，請在10月5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為他的發言定於這天上午。

修改稿送上去多日並無迴音，大家以為就這樣定稿了。10月4日上午，新任命的那位掌管政治工作和運動的副部長找我談話，他似乎順口似地告訴我凌晨時，當時的主要領導打電話指示說聯大報告刪去“按既定方針辦”一句。我問給冠華髮電報沒有。他說已經告訴值班室了。我也就沒有再想這事。

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之後不幾日，外交部的大字報就出現了。當時我無法與冠華聯絡，也不相信國內電報去了而冠華竟沒有刪去這句話。10月17日，冠華回到北京後，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