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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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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與大兵（5）

我和吳道生並不熟悉，但我在讀四年級時參加排演了一個蕭伯納的短喜劇“Augustus　Does　His　Bit”（“奧古斯塔為國效勞”），吳道生是我們的導演。他不僅英語水平很高，還非常懂戲劇，是一個很好的導演。他勞改回來後，我與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個年級。我常常請教他一些備課中的問題，知道他的學識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間逗留了四十多個年頭，而其中相當長的時間是經歷苦難。

作為吳道生的學生和同事，我和他來往並不密切。後來在80年代，他的兒子出於儘管不合情理但我卻能夠理解的怨恨情緒把當時英語系教師中的黨員都看作是對他父親的自殺負有責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對我也有一種仇視。但這又怎能責怪他呢？他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華出眾，都很會生活。在我1953年入學之初他們當時是英語系教師中的佼佼者。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毀掉了這本應很美滿的知識分子家庭，最後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吳道生在沙洋的樹林中告別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沒有人為他寫過悼文。我雖稱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這段文字來悼念一位學識淵博卻命運不濟的知識分子，願這類事情如同我的同學吳璞的不幸，永遠永遠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

我在國慶節那天從武漢乘上火車，急匆匆趕回北京。回來等了幾天才見到楊德中同志和周恩來總理。我向他們彙報了我們與軍宣隊在教改問題上的爭論。當時，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總理說一句話，要8341軍宣隊心平氣和，尊重知識分子，不要亂扣帽子，動不動就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我萬萬沒有料到，周總理如此重視外語教改的問題，他以外國語學院的教改為例項，進行仔細的解剖分析，從而為全國的外語教改指點了方向。

周總理當時正忙於準備接待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但他卻指示說他要親自聽取爭論雙方的彙報，並且命令沙洋的8341軍宣隊主要領導回北京參加彙報。我們這邊除了我之外，也調回了另外幾位參加教改的骨幹教師。爭論雙方旗鼓相當，彙集北京，擺出一副決戰的氣勢。

當時，北京的高等學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幹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學，不知為什麼，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課。周總理佈置我們去北大西語系聽英文班的課。除了我們和8341軍宣隊的人員之外，周總理說他很忙，沒有時間親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記得好像是張大夫去聽課。周總理說聽課回來，他要聽我們彙報。

我們這些人天天去北大聽課，大概有一週時間。這時，周總理已接待完葉海亞·汗總統，通知我們準備開會。大約在這年的11月下旬，周總理每天召集我們雙方在西華廳會議室開會，他竟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認真地聽取我們教師代表和8341軍宣隊的意見。在聽完雙方意見後，周總理說他想實地聽一聽北大的課。但他沒有時間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調了北大西語系英語組的一個班級和他們的老師晚上到西華廳去當著周總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課。總理聽得那麼認真，還時常做些記錄。外交部的主要領導也被叫來參加這些會議。我猜想這些領導實在是很不願意拋開他們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裡聽這些他們毫無興趣的外語教學問題和我們與8341軍宣隊的爭論。我記得冠華也來參加過幾次會。我看得出他覺得很乏味，常常抽著香菸，眼望天花板。

周總理聽完北大學生的課之後，親自抽問學生。他問的問題都是最為簡單的世界地理、歷史問題，而學生對這些基本常識的貧乏是令人吃驚的。例如，周總理問一個學生智利在哪個洲。學生猶豫不決地答：“在歐洲。”周總理緊蹙他那濃密的雙眉，不做聲，學生看出周總理的不悅，於是又說：“在亞洲！”周總理請那位學生坐下，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培養的外語人才中將來有不少要擔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為人師表。知識這樣貧乏，只會喊口號，那怎麼行呢？”周總理又說，“問題反映在學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學的本身，學生應當學些什麼，教師應當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學生。他們對外語及國際知識是一張白紙，要看我們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養他們成為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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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與大兵（6）

在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之後，周總理決定表態了。其實，我們當時從周總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