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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就住在其中一個殿裡。入夜，周圍山坡上的松濤聲似乎給這寧靜得令人不安的肅穆佛殿裡帶進了陣陣的山風，使我從心裡覺得寒氣襲人。這一夜，我大部分時間是清醒地靜聽那嘩嘩的松濤，心底深處有一股難以名狀的失落。我們白晝的歡笑已被天童寺的慘象淹沒。聽說這寺裡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部分年輕的被迫還俗，下山種田去了，剩下的多為年老體弱，但也要強制耕作廟田，維持生計。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話。他們本已是超脫塵世煩惱的脫俗之人，他們擺脫了功名利祿，追求著精神上的極樂世界；而如今這醜惡的塵世又把這殘酷的鬥爭帶到他們這塊神聖的土地，使他們重又陷入了塵世間的煩惱。這真是作孽罪過啊！

從寧波回到上海，我們實在不願回到外國語學院去。於是找了一家小工廠，算是在那裡與上海工人階級串聯。那是一家玻璃器皿製造廠，我被分配在一個車間勞動。名為串聯，其實我們根本不過問他們在搞些什麼。這個廠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後來他們也給我們發了一個紅袖章。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的唯一一隻紅袖章。

到了3月初，學校來函通知我們立即回校參加運動。我們三個多月的逍遙自在的日子結束了，於3月底回到了學校。

此時的外國語學院又是一片沸騰。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陳、姬、喬”和“保陳”的大爭論；校內開始辯論十七年教育路線的成績和錯誤。對於外事口的問題我們並不感興趣，但作為教師，我們對十七年教育路線成績的評價十分關心。所以在這年的4月26日，我們各系支援“紅旗大隊”的教師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四·二六”組織，我們的任務是捍衛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高等教育的不可磨滅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動從此吸引了我。串聯回來，“紅旗大隊”已否定了我們頭上的“黑幫爪牙”的帽子，承認我們也是革命群眾，於是，我更加認為當時的爭論是兩條路線的爭論，而我們是在捍衛革命的成果。5月份，“紅旗大隊”接納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幫爪牙”、“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的教師參加他們的組織。從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眾。儘管由於我們的背景，“紅旗大隊”並不視我們為骨幹，但至少使我們重新得到了平等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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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歲月（6）

一旦捲入這場革命，我的變化大概也就從此開始了。由於經歷了那長長的八個月的壓制、批鬥，此時的我一改從前對###不感興趣的狀況，從心底認為如果是“極左”路線佔上風，一切又要回復到八個月前的狀況，中國又要大亂。當時暴力行動已有所剋制，但學校的另一造反派組織仍然視我們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須以全部的熱情投入這場“革命”。

這種熱情也許就如穿上了那雙魔鞋，開始跳舞時自己感覺非常美好；但當你疲憊不堪想停下來時你才發現你已永遠也停不下來了，這雙漂亮的魔鞋會一直帶著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後倒在那偌大的舞臺上。此時，鼓掌的觀眾早已離去，空蕩蕩的劇場裡，耀眼的水銀燈也已熄滅，只剩下你穿著那雙讓你著魔的舞鞋，等待著生命之火的熄滅！

也可能是像一場可怕的龍捲風。你恰恰處在風的中心。龍捲風可以把你高高舉起到幾千公尺的天空，讓你俯視腳下的一切，但最後它會把你帶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懷抱裡。也許你能九死一生，也許你再也不能站立在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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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1）

我的一生總被人誤解。誤解之一是不少人以為我生性好勝，並愛出人頭地，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成了“群眾代表”。有人聽說我曾數次上書毛主席，還以為我是個造反派頭頭。

產生這些誤解其實也有道理。我在70年代曾經成為“新聞人物”。原因之一大概是那時候，文藝蕭條，人們只能反反覆覆地看八個樣板戲。外國的除了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電影，更是少得可憐。於是外交活動的新聞紀錄片就成了人們看到一點新奇事物的一個主要渠道。而我們這些天天出入外交場合的人便都成了“業餘明星”。尤其是1971年的中國進入聯合國以及之後的尼克松訪華，更使我們這些參與者名噪一時。記得1972年2月底尼克松訪華結束從上海啟程回美國之後，我們在上海有一天假期，於是結伴上街，沒想到街上的行人竟來圍觀，並能叫出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可見當時這些每日的電視新聞對人們所造成的影響。今天的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