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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喊著口號要置我於死地；我昔日的學生中有人突然鬥爭我，指責我是他們的敵人。在九死一生之後，我大概從鬥爭的烈火中脫胎換骨，明白了我只能用鬥爭來保護我自己。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之後，三十年中我擺脫不開無窮無盡的###，最終導致了悲劇性的結局，在我的心靈上留下了永遠不能平復的傷痕。

我後來翻閱我久遠以前的舊照片，拿出一張1957年大學畢業時為畢業證書照的那一張，放在鏡框中，擺在了客廳的小桌上。有人問我，我說那隻不過是一種懷舊和虛榮，看看自己曾經有過的風姿。其實，我是在憑弔那不復存在的章含之。我從那照片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青春的歡樂和希望。然而在鏡中看今天的自己，那種眼神早已消失，更多的是滄桑與悲涼！但是我也知道，其實那四十多年前的女孩還活在我內心的深處，當年那個十八歲女孩子的靈魂並未離開我，只是這世界已經使我再也天真不起來了。為了生存，我只能拼搏，不是我愛拼搏而是出於無奈，“Survival　of　the　fittest”！那麼，我就只能讓那十八歲的我深深地埋在心的深處，只有在夜深人靜時，在一盞孤燈之下，我的靈魂才能讓這三個不同的章含之融為一體，迴歸自然！

秀才與大兵（1）

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時間與軍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之後。我其實很喜歡這些軍人，他們確實沒有知識分子那些過分拘謹，遇事考慮方方面面的複雜心態。同他們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們多數人都很直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話不拐彎抹角。但是，我們之間也發生過很大的爭執，原因我想還是因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學更不懂外語的軍人來領導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高等院校這種決定本身就是錯誤的。

我與8341軍宣隊發生的一場最大的爭論是關於外語教學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國語學院湖北沙洋幹校進行教改，籌備招生的過程中發生的。

我在《憶主席》這篇散文中對當時的這段背景有如下敘述：

1970年5月，外國語學院在8341軍宣隊率領下離開北京，赴沙洋幹校。當時，我母親已於前一年去世，父親九十高齡。周總理考慮到父親無親人在旁照料，在請示了毛主席之後，建議我留在北京。我向總理請求不要讓我和老弱病殘一起留在學校留守處，還是讓我去工廠勞動鍛鍊。總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針織總廠，並親自寫信給當時進駐針織總廠的8341部隊軍代表孫毅同志，請他安排我在那裡的勞動與生活。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溼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蕩蕩的學校大隊人馬，獨自徘徊在頓時顯得無比空曠的大操場上。喧鬧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校園裡已經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卻是諸多破滅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將走進工廠，當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昔日的夢想與抱負已化作一縷浮雲，漸遠漸逝，剩下的不過是一片空白……我告別了學校的書齋，告別了西方文學的殿堂，走進了北京針織總廠的大門。孫毅同志把我分配到這個廠的模範班組——臺車甲班參加勞動。這個班是當時創造學習毛澤東思想“七字經”的先進車間裡的先進班組。工人熱情地歡迎我這個下放的知識分子，認真地教我臺車紡織的技術。很快地，我就能獨立看一臺織布機了。我隨著我的小師傅三班倒地上下班，與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再也不去想那些飄忽不定的未來，再也不去想我連自己也難於確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當一個工人。然而，毛主席沒有忘掉我這個他戲稱為“老師”的晚輩。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農曆計算的三十四歲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點就接班了。到了八點左右，軍代表辦公室派人來車間找我，告訴我說毛主席來電話，要我立即去見他。孫毅同志還告訴我，主席特意關照要我向工廠請假，不能因為他要我去就不請假。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召喚有些發懵，有些興奮。六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覺得過去與毛主席在一起談論英語，傾聽他充滿智慧的教誨的時光已是悠遠的過去，我沒有想過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急忙換下工作圍單，與六年前一樣地騎著我的腳踏車沿著那條熟悉的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進去時他還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說：“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見了！”主席很高興地笑著拍拍床沿叫我坐下，還把他的茶杯推給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說：“哎呀！我的章老師，好多年不見！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