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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次戰爭，雖然這一次戰爭卻是一戰成名，從此山東火後不再夜郎自大。但這似乎與公孫鞅的制定的冬初戰略很矛盾，並且在這次戰爭之後的近80年的戰爭中秦人都是奉行的是春秋時期的“霸天下”戰略，與公孫鞅給秦國制定的戰略發展方針南轅北撤。給我們的感覺是公孫鞅名聲在外，卻是華而不實，遠不如東漢末年的另一位制定天下大局的人物——諸葛孔明。其實，這是來對比不對的。為何？公孫鞅的改革首先是讓弱秦變成強秦，在這個過程中最主要要解決的是社會矛盾問題，也就是奴隸主貴族與封建地主們之間的勢力對比，在新勢力達到一定的能力之後，才會主宰這個國家的命運。也就是說，在秦昭襄王嬴則即位之前，新勢力還沒達到對抗舊勢力的絕對能力。這也是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公子虔、甘龍就能起來主張殺害公孫鞅的具體原因。其實，在秦國建立以後新舊勢力的對抗還在繼續。所以，我們在秦統一全國的戰爭中經常看見一個地方佔領了又還給原來的諸侯，畢竟“問鼎”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尤其是夾雜著社會變革的“問鼎”就更加艱難。這也是我國為啥至今還在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的原因——社會生產力決定上層建築。

公孫鞅變法中殺掉的絕對不是平民和自由民。因為公孫鞅變法“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資治通鑑——周紀二》）作為一個一心為公，一心為民的官吏，公孫鞅透過變法強秦的過程看到的是一個國家的希望和未來。所以，司馬光評價道：“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反之。”為民做主其實就是秦國自公孫鞅變法以來最大的善，也就是仁慈。

秦為啥要統一全國？戰國末年，諸侯爭霸已經成為社會的毒瘤，尤其是楚、齊、趙、魏等諸侯國家的君主更勝一籌，他們作為一方霸主，發動戰爭的理由簡單的和一差不多：小諸侯國家不聽話或者是有奇珍異寶只是發動戰爭的一個比較光彩的理由，掠奪人口（奴隸）和隨心所欲已經成為他們發動戰爭的具體動機。在這樣的社會條件，雖然自由民看到了秦國改革給他們帶來的社會變革希望，但是隨時都是性命不保才是勞動人民看到的最實際問題。再加上各國度量衡的不統一，與外界交流受阻更讓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看不到任何生存的希望。自古，我們生長的這片土地就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語”的社會狀況，文字的統一就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統一六國，實現社會生產基礎工具也是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秦始皇嬴政透過自己的努力給大家創造了這個平臺，由此而言，秦帝國也是仁慈的。

車文化是我們先祖的創造，當車傳入歐洲國家時，歐洲國家的貴族們對這個交通工具讚不絕口，可是後來，歐洲人發明了車的更強大的動力——燃氣輪機，我們的車文化就落後了。在先秦時期車不但是主要的代步工具，更是一個國家武裝量的象徵，戰爭就是以車兵決定整個戰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臨淄出土的文物就能感受到。可是，先秦時期的諸侯王國的君主們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要發動戰爭的時候就修路，戰後一般都是採取毀壞道路的辦法來阻止對方進攻的速度。這樣的做法不但大量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更重要是對老百姓而言修路和毀路沒有徹底解決自己的生存狀況，一切只是為奴隸主貴族服務。而秦統一全國後，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是修路——“治馳道於天下。”這六個字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發動民眾修通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這是近十餘年來在全國各地刷寫最多的標語，由此可見秦始皇嬴政的經濟目光要比他的戰略目光更要遠大，因為修好路道路不但是給自己方便，也給自己的對手方便，公元前218年像張良這樣的刺客就藏在秦始皇嬴政東遊的道路旁從事暗殺活動，並且在一擊不中之後很快就逃匿了。當然，以咸陽為中心的全國道路網路暢通也為後來的滅秦戰爭提供方便。

關於秦始皇嬴政興天下之力修長城，作戰略防禦體系一事，我不想再過於累贅。在民族大融合中，秦始皇嬴政也是走在前面，積極實行移民政策的——“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為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居。”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窮兵黷武，但是不然，中華民族形成的過程本來就是民族大融合的過程，沒有秦始皇嬴政的獨到目光，中華民族的大統根本無從談起。而且這樣的事情秦始皇嬴政只是開了一個頭，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