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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和駕馭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還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思辨哲學，包括從人的基本生存境況出發去研究人的精神產品，從上層建築各部分的互動關聯中去考察文學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終具有一種高屋建瓴的“大”的氣勢。

錢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個特點是善於抓取“意象”。即研究客體中反覆出現的那些最能表現“本質”的典型語彙。這種思想方式是理性與感性的結合，需要有極強的“悟性”。而這所謂“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實際就來自對自己生活的切膚體驗並把這種體驗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錢理群在魯迅身上抓取了“絕望”、“抗爭”，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興趣”，在話劇問題上抓取了“大舞臺”和“小舞臺”，在40年代文學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學中抓取了“生存”和“掙扎”，……這些意象的選取事實上都是一種主客觀的契合。當不能找到合適的意象時，錢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進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適的意象，則如同槓桿找到了支點，“成噸的鋼鐵，它輕輕地一抓就起來”。這種研究方法是錢理群在學術實踐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還沒有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系統的總結和推廣。我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種方法具有將“現象學”和“歷史主義”結合起來的特點。但它同時又帶有經典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詩學的某種氣息。或許不必急著去總結它，讓它在流動中發展下去更好。總結常常意味著凝固。

除了是一位優秀的學術研究者之外，錢理群還是一位卓越的學術研究組織者，或者說是學術戰略家。錢理群經常宣佈他的研究計劃，經常為別人和整個學科策劃研究步驟。他對自己的專業有著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個具體研究物件，而且熟悉研究隊伍，他心中裝著一幅詳細的學術導遊圖。他對別人的生活也許不大懂，但他知道誰研究什麼最合適。他對專業研究的進展保持著比較宏偉的構想，比如他認為目前應當進行出版研究、校園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學與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經把這些研究課題佈置或建議給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圍，出現了一種“規模研究”的集團優勢。這對於今後的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啟示意義。

錢理群目前無論在專業領域，還是在整個知識文化界，都已經獲得了比較高的聲譽。聲譽高了，自然也會使不同角度的人覺得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在我看來，錢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與內部研究的平衡問題。在80年代就有人對我說：“你幹嗎跟錢理群學呀？錢理群不是搞文學的。”這話顯然是把“文學”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達出了一種感覺。錢理群的歷史唯物主義有時不能與他的意象法結合得天衣無縫，的確有現實關懷的激情不是從文字分析中得出來的時候。如果從針對這一問題的角度出發，我是贊同把“學理”與“關懷”適當分別處理的。

第二個問題是啟蒙的姿態。錢理群的姿態是崇尚獨立思考，一切從自我出發，真誠，不受羈勒。但是，純粹的“獨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們日常所強調的“獨立思考”是指不受權威引導，不隨波逐流，而不是絕對的空無依傍。錢理群有時天真地以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覺地代表一定的社會利益群體的。他以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數和歷史的正義，但有時情況很複雜，會變化。錢理群強調既不做權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金錢的幫忙與幫閒，也不做大眾的幫忙與幫閒，但你畢竟“非忙即閒”地生活著，你的發言客觀上一定是對某些人有利、對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一味“真誠”和“自由”著，就有可能引起錯誤的掌聲，甚至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

不過我想，錢理群是具有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這些問題，他也許正在思考。錢理群的思想還遠沒有完全定型，今天對他的這些臧否，只能算是邊走邊唱的眉批和回評，離整本連篇的總評還遠著呢。

（此文發表於《文藝爭鳴》1999年3期，該期設有錢理群研究專欄，可與其他文章互參。摩羅先生的文章說錢理群是“半佛半魔”，於我心有慼慼焉。）

嚴家炎：豪華落盡見真淳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日益成為一門顯學，是與這一學科中幾代大宗師級的學者的披瀝墾拓分不開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說創業一代的王瑤先生多表現出一種名士風度，唐先生多表現出一種詩人風骨，而承後一代的嚴家炎先生，則多表現出一種儒者風範。

嚴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於上海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