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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令人不敢追憶的。

唐代青樓值得追憶的是妓女的文化素質之高。不論官妓、家妓、私妓，幾乎無人不會讀詩，無人不會寫詩。當時狎客最看重妓女的便是口才——“詼諧言談”，其次是“音律”，再次是“居住及飲食”，至於姿色並不特別看重，前幾項如果出眾，姿色自然也別有風韻。孫棨《北里志》中記載的許多名妓，大都如此：絳真善談謔，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蘊藉不惡，時賢大雅尚之。楊妙兒長妓曰萊兒，歌不甚揚，但利口巧言，詼諧臻妙。鄭舉舉充博非貌者，但負流言，巧詼諧，亦為諸朝士所眷。王圉兒次妓福娘，談論風雅，且有體裁。小福雖乏風姿，亦甚慧黠。王蘇蘇雖室寬博，卮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諧謔。張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可見，只要有文才，便受推崇。連對妓女都是如此，我們可以明白唐代為什麼會取得那麼輝煌的成就，為什麼會在世界上產生那麼大的影響，至今海外華人的聚居地都要叫“唐人街”。唐朝的所有文化藝術形式，無不帶有青樓的烙印。試看唐朝的繪畫、雕塑，充滿了歌妓舞女，連佛寺裡的菩薩也玉體半裸，秋波顧盼。當年有個大膽的和尚看了那些畫像後脫口說道：這些菩薩居然跟妓女一模一樣！不論對平民還是對和尚，妓女總是比菩薩更有吸引力的。

宋代妓女的文化素質也不低，衣食住行都力領風騷。有的高階官員的宅院都模仿青樓格局，“於後園聚花石為山，中列四巷，俱與民間娼家相似”。正如唐代妓女皆能誦詩、做詩一樣，宋代妓女也大多能唱詞以至填詞。那種“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的情景，令多少後人追慕。有時，妓女唱詞還能起到對詞作者舉足輕重的作用。《西湖遊覽志》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蘇子瞻守杭州時，毛澤民為法曹，公以常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作，妓以澤民對，子瞻嘆曰：“郡有詞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邀回，歡洽數月。

這位毛澤民先生若不因瓊芳姑娘唱了他那首《惜分飛》，那麼在蘇東坡眼裡就永遠是個“常人”了。《詞苑叢談》裡記載了柳永的一個類似的故事：

柳三變與孫相何為布衣交，孫知杭，門禁甚嚴，三變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唇歌之。若問誰為此詞，但說柳七。”值中秋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即席約耆卿預坐。

若沒有楚楚姑娘中秋晚會上唱出那首《望海潮》，柳阿三就見不著他那當了杭州市長的老哥們兒了。

追憶青樓，除了不該忘掉它的藝術、它的悲歡之外，還有一個比較容易忽略的方面是青樓與宗教的關係。

從表面上看，宗教是禁慾的，青樓是縱慾的，二者似乎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但事物走到極端，往往就會變成它的反面。歷史上的佛寺道觀，往往不但不是清心寡慾之地，反而成了縱情享樂的最佳場所。許多妓女和宮女都把出家當成一條歸宿。唐朝詩人盧綸有詩曰：“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尼姑女冠一方面經濟收入有保障，另一方面個人生活比其它職業都要自由，所以許多妓女都把這當成一種變相的青樓，以致於女道士成了高階妓女的代名詞。

許多女道士像士大夫一樣放誕無拘，四處遊覽，八方結交，加上才華出眾，往往引得士人蜂至蝶湧。唐朝的女道士李季蘭，有一次在開元寺與才子們聚會，她知道在座的大詩人劉長卿患有疝氣病，便在行酒令時故意說出陶淵明的著名詩名“山氣日夕佳”來影射，逗得滿座捧腹大笑。這樣的玩笑真是亦雅亦俗的珍品了。士人與女尼、女冠開色情玩笑的比比皆是。有一首《贈童尼》的詩這樣寫道：

舊時豔質如明玉，

今日空心是冷灰。

料得襄王悵惘極，

更無雲雨到陽臺。

這簡直是赤裸裸的性挑逗。直到清朝，不少庵、觀仍然充當著青樓的角色。《耕餘瑣聞》中這樣記載了一個叫王韻香的女道士所住的雙修庵：

韻香住東門內雙修庵，亦已削髮，自號清微道人，貌不甚美，而舉止大方，吐屬閒雅，小楷仿靈飛經，兼善畫蘭。其所居三面玻璃窗，陳設精潔，凡往來達官貴人路過必相訪，藉為遊息燕飲之所。倘留酒飯，只旁坐不共席，最為顧某所眷，題畫詩每為代作。因為顧子屢次借錢，用過千串，又借兩金釧，諸徒嘖有煩言，遂致氣憤自縊死，時年四十九，正在料理開正做壽諸事，禮物已收不少，乃一旦遽輕其生。林少穆制軍曾贈以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