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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n　Lab）來做這些技術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後經過國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將這些技術產業化。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公司，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大國的地位。

美國當局從諫如流，Bush報告中的三點從此為美國現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調。

《科學——無盡的戰線》所力倡的開放式科研和蘇聯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國防科技方面，蘇聯有星有彈，並不比美國遜色。但是蘇聯的集中式科研與社會隔離，武器做得越先進，社會越窮。最後整個國家陷入經濟恐慌，失去科技強國的地位勢所難免。而美國的開放式科研，由大學負責創新，由企業負責產業化，每一項發明都能充分發揮它的潛力，同時也為大學和產業帶來了無比巨大的推動力。

Bush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學在經費上富可敵國（實行“合同制聯邦主義”的初期，麻省理工學院就得到一億美元的經費），大學裡面群英薈萃。從此，不但美國大學後來居上超過歐洲，美國的高科技（航天航空、醫學、計算機、作業系統、　網路……）也迅速產業化，創造了無比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大學教授和畢業生創業成功後，將他們的知識和財富重新輸入大學，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迴圈。

在此，我們不能忘記這個偉大進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員。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範。他本人不僅是政府官員，也是有獨具慧眼的戰略家和卓越的科學家。他在1931年研製成功的“微分分析儀”（Differential　Analyzer），是電子計算機的鼻祖。他在1945年寫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預測了未來計算機、資料庫、數位相機、語音識別、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稱他為電腦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學院的副校長，曾創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國專利系統的創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沒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然而，作為運籌帷幄的政府官員，他對美國社會的貢獻遠遠超過大多數諾貝爾獎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們，教育、科研和經濟的進步不但需要大量經費投入和開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備大師智慧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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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啟示錄（3）

（2）靈活自由的教學方式

美國的教學方式非常靈活，風格上跟歐洲大不相同。教師和學生在直截了當的氛圍中交流思想、學習知識。無論是在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美國教師一般不會對學生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而是採用實驗、案例、討論、互動交流等豐富生動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在美國的大學中，教師鼓勵學生追逐興趣而不是追逐“熱門”，開明的校規也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轉系。我剛進大學時想從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後我才發現自己對法律沒有興趣，學習成績也只屬中等，但我愛上了計算機。我每天瘋狂地程式設計，很快就引起了老師、同學的重視。終於，大二的一天，我決定放棄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已經修得的學分，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藉藉無名的計算機系。若不是開明的校規允許我轉系，今天我就不會擁有計算機領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國某個小鎮上做一個既不成功又不快樂的律師。

在美國的大學，教師還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鼓勵學生大膽提出自己的設想和建議。我讀書時，曾提出與導師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術方案。當時我的導師說：“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援你。”他的鼓勵最終促使我沿著自己的道路獲得了成功。這種因材施教、鼓勵創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過地體現了美國教育思想的先進性。

（3）嚴格的教師錄取、晉升、管理制度

美國的高等院校大多擁有一流的師資，可謂大師雲集。在美國社會，大學教授是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職業，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優渥的待遇。優渥的待遇保證了師資質量，優良的師資帶來學生對老師的尊崇，學生的尊崇又使老師社會地位提升，結果是待遇又繼續提高，從而形成大學師資的良性迴圈。

在麻省理工學院或斯坦福大學這樣的一流學府，一個教授職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時申請。當一名青年教師，擊敗了上千名競爭對手，進入斯坦福大學做助理教授後，他只得到一紙為期7年的聘書。7年後他有50％的機會得到“終身職”，得以終身留在學校。但是他也有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