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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新翻開江瀚八年前的作案檔案，試圖透過重讀尋找江瀚殺人的根本目的，或者說他的需要。在那起案件中，江瀚被劃分成精神分裂是因為他作案時處於另外一種人格的狀態下，他的需要可以看作是被尊重的需要，也可以看成控制慾。他或多或少具有強迫性的人格，在精神扭曲的狀態下產生人格分裂。

根據最新心理學理論——科學心理學的發現，心理狀態能夠直接與腦部狀態相連線。也有理論指出，所有的犯罪心理大多由腦部一部分割槽域控制，然而這種控制慾會隨著基因遺傳給兇殺犯的後代。江瀚的父母就是自殺身亡，結束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心理崩潰所致。這樣的話，江瀚或許存在先天性的心理障礙。

開啟網頁，我看看媒體的更新報道。看樣子，李現森處理這類資訊的手段高明。除了兇手匿名信事件以外，其餘都在控制之中。突然，我想起蘇慧珍的案件中兇手沒有發匿名信。難道是因為我們在上面找到了指紋，所以他才停止寄信？但是警察局並沒有對外提及匿名信，更別提指紋了。要是這樣，兇手豈不是對警察局裡發生的事情瞭如指掌？想到這裡，我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這是一個漏洞，雖然很小，但透過縝密的思維和分析，加上我多年的破案經驗，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個漏洞！是兇手犯下的小小失誤。

換個角度想想，或許兇手本想透過匿名信的形式通知蘇慧珍的屍體所在地，可是鬼使神差地讓一名路人先發現了，這樣就沒有必要再寄信件了。但如果是這樣就不符合兇手犯案的連貫性。如果我是兇手，無論屍體是如何發現的，都必須寄信。這麼說，警察局內必定有內鬼。

兇手不是江瀚？很難說，江瀚的正常人格或許能將真相告訴我們。

這起案件矛盾重重，就像心理學的駁論一樣，所有漏洞都可以拿另一種理論解析。這或許就是心理學的侷限性。這門學科的開放性讓研究者不斷衍生出新的理論。然而驗證方法卻沒有統一的標準。

接二連三的麻煩事讓我頭疼不已，高速運作的大腦更容易疲憊。正如心理學裡所提及的，越是高度集中的事物越容易讓人在短時間內對其產生疲憊感。你越想靜下心來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往往由於想得太多，就越有種很想去做但是一旦擺在眼前卻又不想付諸行動的矛盾心理。

我嘗試在網路中搜尋更多有關這起案件的資訊，發現微博等新興媒體是涉案資訊最多的地方。在微博中，許多受眾也同時充當傳播者的角色，成為許多資訊的源頭，每個人都可以既是記錄者又是旁觀者。比如皮諾克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員，裡面有許多條微博就是他們當時拍下的照片以及以自身為主的主觀報道。我還找到了羅琳的微博，上面已有許多祈禱的留言。我搜尋著羅琳生前釋出的微博，希望透過她的文字找到一些有用的資訊。

其中一條寫著：“當我想改善這個城市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原來那麼蒼白無力。”

她最後更新的一條這樣寫道：“沒有民主的媒體，犯罪往往悄悄地滋生於專制之中。”

從羅琳的文字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有思想的女性。這讓我產生了阿Q式的英雄心理：如果時間可以倒流，讓我早點認識她，說不定我會選擇這樣的女性當伴侶，讓她避免殺身之禍。但是歷史不可假設，成為事實的永遠無法回頭改變，我們只能面向未來。

整個上午，我都坐在電腦前一條條地篩選資訊。比起媒體，我更相信自己對資訊的處理能力。在研究生時期，我們常常要上一些交叉學科的課程，比如社會學、人類學、傳播學等人文學科。在傳播學的課堂上，老師指出：當資訊量遠遠大於資訊需求的時候，選擇資訊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資訊的渠道變多了，很多東西是真是假就很難去鑑定了，這需要你對事物的辨別能力及處事經驗。

總的來說，自從政府新出臺網際網路管理制度以後，微博與各大交流網站已經被牢牢控制。像我這類長期接觸新資訊的人馬上就能領會，與案情相關的部分資訊已經被遮蔽掉了，之所以沒被發現，是因為管理做得有水平，而且一般人也不會去關注這少掉的一兩條資訊。

書琴到的時候，我還在瀏覽龐雜的資訊。音響開得較大，門鈴響了幾次我都沒聽見，只顧著看羅琳的微博留言，進行人物的搜尋。

當我發覺什麼東西在響的時候，才發現是手機鈴聲。

“喂？”我看都沒看接了電話，它可能已經響了很久。

“靳博士，你不在家嗎？怎麼敲門都沒人應啊？”

“在家在家。不好意思，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