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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佑民的話就說得有些粗。薛村笑著拍了拍他的肩膀，意思是讓他冷靜一些，別上火。薛村開始講話，他沒有習慣性地乾咳，也沒有清嗓子，他的喉嚨總是那樣乾淨、清亮、沒有雜音，是當年教語文時朗讀課文練出來的，吐字清晰，抑揚頓挫，手指頭還在環形會議桌上做出彈奏的姿勢，很富於感染力。聽薛村講話是一種享受，而且他從不講透，也不必講透，他喜歡講半截子話，但講到一半你心裡就明白了，明白了又還有某種神秘感。這是水平。但再高的水平也難免有瑕疵，譬如他每次的開場白聽了卻讓人不太舒服。不管大會小會，比如說就這麼幾個人的會吧，他也要很響亮地喊一句：“請大家注意！”這也是他以前上課時喊慣了。什麼都好改，就是習慣難改，不喊上這樣一嗓子，就像缺點什麼，總有那麼點不完美的感覺。

薛村講話時，高佑民開啟自己的茶杯，給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後，他就一直用腳微微敲著地面。他心裡憋著一團火，這是可以讓他壓下火氣的一種方式。他不知道薛村要講那些大道理做什麼，動不動就是策略啊方式方法啊，當政治變成了詭計策略充滿了欺騙，這個社會還有什麼公正可言？而且薛村講的都是極不負責任的話，只有暗示，沒有一句明確地表態要怎麼辦，這個人在權力運作中已精明得像一個成本會計，他不願付出任何成本和代價，凡是有可能留下後患的關鍵之處，他馬上慷慨激昂地發一通感慨，卻把該講的一概委婉而巧妙地躲開了。聽他講話，很容易跟著瞎激動，等到不激動時，就不知所云了。

薛村講完了，按理該輪到高佑民了，薛村卻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助理巡視員，老黃。老黃當了十幾年的建委主任，上次在五選四的副市長競選中沒選上，就被任命為助理巡視員了，也是副市級領導。這樣的一個職務很難翻譯成英語，也可以根本不管事，但薛村給他安排的事情卻比一個普通副市長還多，還恰恰要他管外事口。每次他遞給那些老外名片，老外都要研究很久，而哪怕最好的翻譯，要把這樣一個職務翻譯出來，也相當有難度。這也成了老黃的一個心病。老黃跟薛村跟得很緊，目的很明確，爭取在下一次人大換屆時名正言順地幹一屆副市長，到時候翻譯起來就簡單了。

夢城　第二十二節（2）

而在這樣的高層會議上，老黃又通常是薛村的翻譯，把他那些暗示性的語言明確化。他的這個角色，讓他有許多插嘴、插手的機會。而這也正是薛村的韜略，他特別需要在班子裡有這樣一個人。現在，老黃藉著這個機會又插嘴了，老黃說，市工總，五千多職工，這還不包括退休下崗的六千多，連家屬在一起幾萬人，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這些年走下坡路，還是包袱太重，不比那些個體戶，輕裝上陣，只顧賺錢，不管職工死活。要說呢，市工總這個包袱，不是給誰背的，是給咱們市政府背的，鄒含之是在給我們這些當市領導的揹著包袱啊。我們不能把市工總甩了，不能把鄒含之甩了……

老黃講話語無倫次但意義明確，那就是國家的工程只能給國家的公司幹。高佑民再也忍不住了，哼了一聲：“那還要搞什麼公開招標呢？既然一開始就打算當婊子，那就乾脆脫褲子，何必要把臉裝進褲子裡，受這種罪？憋不憋人啊？”

“老高！”薛村語重心長地喊了一聲，但臉上還是笑著，口氣是一種提醒式的：“老高啊，咱這是在開政府常務會啊。”

高佑民很難看地賠了他一個笑臉，還道了一聲歉：“對不起了，我剛才的話是粗了一點，我本來也是個大老粗，可道理是這麼個道理。再說吧，抱著的孩子長不大，上次鷺鷥灣立交橋，我們照顧了市工總，不錯，市工總為市裡節省了上千萬投資，還評上了國優，可他們公司的總體虧損卻更大了，他們在銀行裡的爛賬豈止是節省下來的那麼一點錢，幾個億啊，我們市裡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多少？你們都會算賬，你們算過這筆賬沒有？”

老黃趁機插了一句嘴：“老高說得對，市工總虧損這樣厲害，財政背不起這樣一個大包袱，銀行也背不起，這個、這個還得加強他們自身的造血功能，所以我們才得把雲夢大橋的工程交給他們啊，好歹也能補回來一些虧空。”

“補不回來的，雲夢大橋不是鷺鷥灣立交橋，總投資幾個億啊，公司最少要帶三分之一的資金進場，市工總有這個實力嗎？銀行還敢給他們貸款嗎？”高佑民對枯燥的數字特別感興趣，還特別有記性，他扳著手指給你算，把一個個數字算到你頭疼，整個世界彷彿都掉在那些數字裡了。他這樣重複再三地算著時，在座的每個人一下子都傻了眼了。沒有比數字更殘酷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