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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由的新憲法”是指1936年12月5日透過的被稱為“斯大林憲法”的蘇聯憲法，它宣稱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已基本建成。可是它並沒有帶來所許諾的“更溫和”。大鎮壓的高潮正是緊接著在新憲法頒佈後的1937、1938年。

儘管努力把專政偽裝起來，想方設法不讓羅曼·羅蘭見到，但就是從他同人交談中得到的一些星星點點的材料中，也足以使人感到陰森可怖了。“每天都有某個熟悉的家庭消失。我的出版者布洛克於二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亞一個小村莊，在那兒他應該教授圖畫課。除了他的貴族出身，沒有任何流放的藉口（他是軍官的兒子。）……瑪莎和費定談論發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談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憂傷，因為大家都喜歡布洛克，並已經採取了一些保護他的步驟。他們痛苦和氣憤地談到基洛夫被謀殺後，在列寧格勒肆虐一時的‘行政強制遷出’。一開始來的是莫斯科的國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動是有節制的。接著，它被明斯克的國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後者顯示出對地方和人的一無所知，粗暴和放肆地採取行動，舊的嫌疑者名單被找了出來，並立即開始了放肆的強制遷移。布洛克被放逐到烏茲別克的無人過問的角落，被放逐到農村，在那兒他無事可幹，沒有人需要他。他在絕望中懇求，讓某個類似撒馬爾罕的城市作為放逐地點，在那兒他能有所用處。作家們保護他的申訴不久前已被監察委員會駁回，但作家們已被要求再嘗試一次。還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階級子女的問題，他們的出身使他們挺不起身。……‘保姆’談到與‘行政強制遷出’有關的情況：‘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兒，等待更全面地審查他們的案件。’但就讓他們呆在露天，沒有生活設施。……造成成千上萬人死亡。”（7月7日）

我想幫他們解釋一句：並不是存心虐待這些人，讓他們在餐風宿露中折磨致死。而僅僅是因為鎮壓的規模，一時怎麼來得及為這成千上萬的流放者準備哪怕是簡易的住房呢。這規模有多大呢？一次，主持其事的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在向羅曼·羅蘭“談到他本人所顯示的對囚犯衛生的關心”，作為例證他談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營，那兒關押著二十萬囚犯，但沒有一個病例記錄在案。”（7月10日）這真是人間奇聞了。一座有二十萬自由居民的城市也不可能沒有一個病人。亞戈達說的，恐怕只能解釋為：囚犯病了，也不承認他是生病了。羅曼·羅蘭聽了這話，重視的是他不經意說出的數字，日記中在“二十萬”之後加了驚歎號（！）。這樣的規模當然不能不令人驚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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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友好的眼睛看難堪的現實——讀羅曼·羅蘭《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3）

亞戈達告訴羅曼·羅蘭，“集中營是預定給刑事罪犯用的。”（7月12日）可是一位老太太告訴他：“集中營預定不僅僅給刑事罪犯用。有獨立見解的、不善於謹慎地保持沉默的人會消失不見。官方的看法被強加於人。”（7月13日）

把大批囚犯集中起來，“是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中加以利用”（7月12日）。亞戈達這樣告訴他。一位這種囚犯勞動的總管還興致勃勃地對他講述運河工地上改造罪犯的成績（7月13日）。羅曼·羅蘭在日記裡詳細記下了這些談話，可是並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不論是讚頌還是批評。這也許可以理解為他對此有所保留。蕭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中說，另一位也很著名的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羅，就曾經作文“歌頌成千上萬人為之喪生的白海運河的建設”的（肖斯塔科維奇口述《見證》，葉瓊芳譯，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這位著名的俄國作曲家還說，“我知道有整整一個旅的可敬的俄國笨蛋集體創作了一本讚美白海運河的書。如果說他們有什麼理由的話，那就是他們今天作為旅遊者被帶去參觀運河，明天他們中間的任何人都可能在那裡挖爛泥。”（同上書，第264頁）運河的讚頌者中也有高爾基。他的一篇《關於真實的教育》就是讚美運河的，瞿秋白譯成中文，見所譯《高爾基論文選集》，現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五卷。羅曼·羅蘭的日記中提及了運河工程，可是沒有加入讚美詩的唱詩班，這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剛才說到蕭斯塔科維奇，他可是羅曼·羅蘭在蘇聯沒有見到的文化界名人。愛好音樂並有甚深造詣的羅蘭，為什麼沒有同這位作曲家見面呢？日記中說：“有傳聞說，蕭斯塔科維奇拒絕來我這兒，因為我是‘共產黨員’。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