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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便不再理睬蘇斯洛夫了(丘耶夫:《卡岡諾維奇、謝皮洛夫訪談錄》)。蘇斯洛夫還得罪了另一位書記——馬林科夫。大概因為蘇斯洛夫在立陶宛主持工作時,沒搞掉馬林科夫的對頭、立陶宛書記斯涅奇庫斯。蘇斯洛夫離開立陶宛後,馬林科夫又派了一個以安德羅波夫為首的代表團到立陶宛調查斯涅奇庫斯,代表團仍未調查出斯涅奇庫斯什麼問題來,氣得馬林科夫直跺腳。
1948年8月日丹諾夫逝世後,蘇斯洛夫主管全國意識形態工作。此後,哲學、社會科學、文學和藝術界中所發生的每件事都同蘇斯洛夫有關。1949年全國展開反對世界主義運動,從戲劇評論開刀,後擴充套件到整個學術界和科學界,都是蘇斯洛夫領導的。法捷耶夫等人不過是木偶,蘇斯洛夫是幕後的牽線人。作家格羅斯曼因小說《生存與命運》受到殘酷的迫害。1961年手稿被沒收,格羅斯曼萬般無奈,上書赫魯曉夫,要求歸還手稿。蘇斯洛夫接見了他,談了將近三個小時。蘇斯洛夫誇獎格羅斯曼給中央第一書記寫信的勇氣,說黨和國家對他寫的小說《人民是不朽的》、《斯傑潘·科利丘金》和其他軍事題材的小說和特寫給予很高的評價。“至於《生存與命運》”,蘇斯洛夫說,“我本人沒讀過,但我的兩位顧問讀了,他們都是文學的行家裡手,我信任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得出同一結論——出版這部小說會給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和蘇聯人民帶來危害。”接著,蘇斯洛夫問格羅斯曼靠什麼生活,格羅斯曼回答靠翻譯亞美尼亞作品為生。蘇斯洛夫表示同情,並指示國家文藝出版社出版格羅斯曼五卷集,當然不收入《生存與命運》。格羅斯曼要求退還《生存與命運》的手稿,蘇斯洛夫回答道:“不行,不能退還,我們給您出五卷集,可這部小說您連想都不用想。兩三百年之後也許能出版。”格羅斯曼編好五卷集,但沒人給他出版。蘇斯洛夫為了寬慰他,開了空頭支票。(利普金:《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這是蘇斯洛夫慣用的手法。他接見格羅斯曼是執行赫魯曉夫的指示,而對大批來信從不答覆。
薩哈羅夫院士在《回憶》(《旗》)中談到他同蘇斯洛夫的一次會面。“1957年末,年輕的理論力學家巴倫博拉特找我求援,他父親,著名的內分泌醫生,被捕了。罪行是醫生向病人講過赫魯曉夫和福爾採娃的緋聞,有人告發了。但告發的並不是病人,而是他的要好同事。我寫信給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委派蘇斯洛夫處理這件事。幾天後,蘇斯洛夫接見了我。我們對坐在一張小桌前。蘇斯洛夫說認識我很高興,‘您是為那個……叫什麼來著?’‘巴倫博拉特醫生,我堅信不應給予他刑事處分。他是個誠實的人,優秀的醫生。’‘我看了他的材料’,蘇斯洛夫說,‘他說了不允許說的話。他不是我們的人,我們在他家裡搜查出三十萬盧布(舊幣),可他卻在學生食堂吃通心粉。’我聽出蘇斯洛夫話裡的弦外之音,但不明白他到底想說什麼。堂堂大國首腦豈怕幾句流言?巴倫博拉特醫生在戰爭中表現得很好。他的幾句話同他的戰功相比算不了什麼。蘇斯洛夫總重複一句話:他說了不允許說的話。巴倫博拉特醫生被判了兩年徒刑,但一年後就釋放了。”議論領導人的私生活就判處徒刑,看來可怕,但比起斯大林統治時期還是進步了。蘇斯洛夫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竭力維護赫魯曉夫的威望,然而他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赫魯曉夫越走越遠,蘇斯洛夫已經跟不上了。1962年,赫魯曉夫突然任命伊利切夫為蘇共中央意識形態委員會主席,大大削弱了蘇斯洛夫的勢力。蘇斯洛夫為了阻止赫魯曉夫的步伐,恢復自己的權勢,導演了一出“練馬場鬧劇”。
藍英年:“灰衣主教”蘇斯洛夫(五)(2)
莫斯科革新派畫家在練馬場舉行畫展。參展的六十位畫家都出自別柳京畫室。別柳金在《赫魯曉夫與練馬場》中回憶道:“‘頭頭在哪兒,別柳京先生在哪兒?,赫魯曉夫問道。柯西金、波利揚斯基、基裡連科、蘇斯洛夫、謝列平、伊利切夫和阿朱別伊的頭都轉向我。這句話結束了我們的‘地下’狀態。我和我的學生們所做的一切成為公開的事實,為了確認這個事實,十幾輛黑色轎車停在過去沙皇的馬廄前。一群身著黑色西裝的人沿樓梯走上來,我們站在樓梯口。我們約三十人,年齡在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之間。很多人蓄濃須,留長髮,臉色陰沉,一聲不吭。赫魯曉夫等領導人上來時,我們向他們鼓掌。‘謝謝’,赫魯曉夫說‘,他們說’,他用手在背後揮了一下,‘你們這裡的畫很差勁。’我聳了聳肩膀,開啟我們各各地(耶穌蒙難處)的大門,赫魯曉夫停住了。耀眼的燈光照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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