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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也絕不是簡單的造假，而確乎可以反映當時的民意。

古中國的陰謀家多了，可還有誰能夠像王莽這樣成功地引導輿論？所以，我們大可以把王莽篡漢，看作是民選政治在古中國的一次成功典範。

儒家自戰國以來所倡導的“禪讓”，終見於今日。

王莽的創舉，本可以改變中國歷史的走向，使以和平方式表達的民意成為王朝興替的決定者。

王莽篡漢，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一種思潮：大一統王朝可以透過和平方式由涅而重生。

一個衰敗的大一統王朝該如何走向重生？陳勝與王莽，開闢了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陳勝的道路叫做“革命”，而王莽的道路叫做“重組”，雖然都立足於變革，但變革的方式卻有天壤之別。陳勝的方式是徹底推翻舊時代，在一張白紙上重塑新時代；而王莽的方式則是依據可利用的舊時代資源，重新整合國家體制。

前者不可控，會發展成什麼樣子難以猜測；而後者理論上可控，但也不是那個時代的技術能力所能把握的。前者粗暴但是簡單易行，缺點是社會成本高昂；後者社會成本低廉，但是技術難度太大。

王莽的失敗就在於急於求成，高估了社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過猶不及。從更深層次上講，王莽新政的失敗，使古中國在前行的道路上失去了一種可能的選擇，後世雖有所謂“禪讓”，但那都只是變戲法，並沒有尊重“禪讓”的精神。

從此中國只剩下了陳勝這一條道路。

這也是一種民意的表達，然而不是用和平的方式，而是用鮮血來投票。

從此古中國的王朝興替，變得血腥而又詭譎。

然而王莽的失敗，並不能僅僅歸咎於改革中的重重阻力，更應該歸咎於他好大喜功的性格缺陷和十足的書呆子氣。“殺君馬者道旁兒”，王莽就是在一片頌歌中，迷迷糊糊地斷送了大好江山。

我們知道，王莽本人是學《禮經》專業出身的，在理論上相當內行，所以他建立了新王朝後，面對群眾高漲的改革呼聲，頭腦發熱，企圖全面修改既有的制度體系，建立一個全新的王朝。

然而，他進行改革的理論依據，卻是全然沒有經過實踐檢驗的《周禮》等儒家經典。

也就是說，王莽改革，是建立在書本上的。他依照《周禮》設計了一整套對社會進行復古改革的藍圖——看起來都是很不錯的。

其一是針對日趨嚴重的土地兼併提出了“王田”政策，其二是針對奴婢的人權問題提出了禁止買賣奴婢的法令，此外還有一系列經濟改革措施以及數不勝數的禮制改革措施。

然而這些措施，太書呆子氣，實際上大都無從落實。有些措施則過於超前，其本意雖好，但在當時的條件下，不過是徒增擾攘罷了。

比如說，他立司市、泉府，就有點現在工商管理部門和銀行的雛形了，用以管理市場，平抑物價；他還收取新莽版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擬用於社會福利或是工商信貸，甚至還考慮用於按揭——這一套今天看來不稀奇，可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啊！這構思也太超前了一點。

又比如說，他想搞土地再分配，訂的標準是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這個一百畝，是孟夫子在《孟子·梁惠王上》裡拍腦袋拍出來的，缺乏現實依據），然而按當時的全國土地平均算，每戶不過才能攤到六十八畝，這裡還沒考慮地區差異，在人口密集的地區，則連六十八畝都遠達不到。這就是黃仁宇所詬病的“缺乏數目字管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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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莽朝失敗的改革（2）

再比如說，他還搞了好幾次貨幣改革。

第一次是在居攝二年造大錢，文曰：“大錢五十”，又鑄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並行。

第二次幣制改革是在新朝建立後的始建國元年，廢除了錯刀、契刀和五銖錢，專用大小錢，小錢值一，大錢值五十。

第三次改革在始建國二年，行寶貨制，制訂了五物六名二十八品。所謂五物，即金銀銅龜貝；六名，即錢貨六品，金貨一品，銀貨二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這麼多主輔幣，誰記得過來？

想想我們今天商業如此發達，主輔幣才幾種？老百姓拿著王莽的“寶貨”，用起來不頭昏眼花才怪。而且，十種布幣，每一級只相差一銖，簡直難以辨別，至於龜貝之類的貨幣就更得隨時測量了。

這一制度引起很多麻煩，所以老百姓乾脆拒用“寶貨”，只用大小泉。於是改革家王莽被迫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