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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事變”發生的同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兩國各自以“亞羅號事件”和“馬神甫事件”為藉口，發動了侵華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歷時四年之久，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耗時相等。一八五七年底，兩廣總督葉名琛創造了一個軍事史上的奇蹟，他老人家“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只是一門心思地求神問卜，結果英法聯軍輕易攻陷廣州城，葉總督被俘虜——這是中國近代百年戰爭史中，唯一一個被外敵俘虜的封疆大吏。葉總督被英國人像運“豬仔”一樣海運到加爾各答，因為水土不服，病死於異國。一八五八年五月，英法聯軍又攻陷大沽、天津，為息事寧人，咸豐皇帝派大學士桂良和吏部尚書花沙納前往議和，正在北邊趁火打劫的俄國人也聞風趕來，再加上一直以調停為名的美國人，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等四國簽署了條約，史稱《天津條約》。

次年六月，雙方為在何處換約爭執不下，又在大沽大打出手，清軍小佔便宜。英法兩國鬼子於一八六零年捲土重來，再度攻陷大沽、天津，雙方在直隸通州會談，因洋鬼子驕橫無禮（不肯答應在換約時向皇帝跪拜），談判破裂。清方僧格林沁親王將對方的談判代表巴夏禮等三十九人扣押，親自痛罵一頓後，解送刑部大獄，要讓洋鬼子嚐嚐中國天牢的滋味。據說僧親王一邊罵，邊上的清兵就狠勁地敲巴夏禮的腦袋以示強調。另一個談判代表洛奇更慘，被抓著頭髮和鬍鬚在僧親王馬下的塵土中蹭來蹭去。在押送途中，他們身上的金紐扣什麼的，都被押運的大兵們拿走。

然而，這一行為雖然快意恩仇，卻嚴重違背了國際公法，而清方扣人的理由居然是：“該夷巴夏禮能善用兵，各夷均聽其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剿辦，諒可必操勝算。”

被激怒的英法聯軍繼續向北京進軍，僧親王親率大軍迎擊於張家灣、八里橋一線。中國軍人雖然勇敢頑強，但裝備和戰術技能與對手相去甚遠，遭到慘敗。德里松伯爵在《翻譯官手記》中記錄到：“橋口站著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韃靼人，他看起來像是總司令的旗手。他手執一面寫有黑字的大黃旗，並且把這面旗幟不時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王之旗，所有官長的眼睛都注視著它，因為它正向全體中國軍隊下達著命令……此刻，全軍精銳親自保衛的那座橋也業已堆滿屍體，然而這個韃靼人儘管已孑然一身，卻仍挺立在那裡，可能正在傳達僧王的最後命令。子彈、炮彈在他的周圍呼呼作響，飛嘯而過，而他卻依然鎮靜不動……霰彈把他擊倒在地，於是大旗也向一旁倒去，隨著它的旗杆而去的是一隻緊緊抓住它的痙攣的手……”這就是電影“火燒圓明園”裡，那個感人肺腑的鏡頭之出處。

英法聯軍攻至北京郊外，咸豐皇帝倉皇出逃熱河，巴夏禮等人雖然被釋放，但讓英法聯軍憤怒的是，代表團中二十六名英國人，死傷各半；十三名法國人，七死六傷，隨團採訪的《泰晤士報》記者包爾貝甚至被分屍。

英國人堅決要求燒房子以示報復，但法國人則認為搶劫是個好主意，放火屬於損人不利己，興趣不大。最後，英國人的主張佔了上風：“第一，被囚諸人，手足縛系，三日不進飲食，其受如斯野蠻之待遇，即在此地。第二，若對於中國政府所為不顧國際公法之殘酷行為，不予以久遠之印象，英國國民必為之不滿。若現即與之媾和，訂約撤兵而退，中國政府必以吾國人民為可以任意捕殺無忌，在此點上必須警醒其迷夢也。皇帝避暑行宮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損失，在一月內即可恢復原狀。……圓明園宮殿之為要地，人所共知。毀之所以予中國政府以打擊，造成慘局者為此輩而非其國民，故此舉可謂為嚴創中國政府，即就人道而言，亦不能厚非也。”因此，聯軍決定焚燬圓明園以給中國人留下一個“久遠之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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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清朝的煩惱（2）

這個目的，他們達到了。至今，在北國的曠野上，在野花蔓草中，猶有那洗不盡的恥辱與悲涼。但我們中有多少人，還記得這份恥辱的由來？

勇敢不能掩飾愚昧，勇敢也不能掩飾落後，勇敢更不能掩飾這個帝國的衰落。

一八六一年八月，咸豐皇帝病死在熱河，懿貴妃葉赫那拉氏所生的皇長子載淳繼位，是為清穆宗，時年僅五歲。十一月，葉赫那拉氏與恭親王奕兩個小青年，聯手發動了“辛酉政變”，咸豐指定的“顧命八大臣”中三人被殺，五人被革職。葉赫那拉氏與咸豐皇后鈕鈷祿氏一同垂簾聽政，改年號為“同治”。葉赫那拉氏就是慈禧太后，接下來，她將統治中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