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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辦的範圍十分廣泛，其危害性之大，比歲辦有過之而無不及。成化以後，購書採藥的宦官，不斷前往江南。江南巡撫王恕在奏疏中，曾揭露太監王敬及段英騷擾江南的罪行：

王敬動以朝廷為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餘兩，又發鈔四百塊，於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等府，逼銀二萬二千五百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並南京沿途索要官民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15］

王敬還和姦徒王臣勾結，“採藥江南，橫索貨寶，痛箠吏民，吳越大被其害”。［16］而據祝允明記載，王敬、王臣在“蘇、杭，科需尤甚”，公然“信意出一幣，錄市人姓名，刮取金寶，人無得免。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戶。途路行人，妄傳其徒將來，則市人空肆而匿。東南騷然，有類大變。郡縣無如之何，亦或閉門不敢治事”。［17］如此橫行無忌，對江南經濟與社會秩序的破壞，是很嚴重的。

2。徵商稅從總的方面來看，明朝對商人的政策，仍是中國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傳統國策。宦官控制了稅務機構後，商稅多如牛毛。萬曆時，葉永盛在奏疏中對宦官在江南的濫增商稅作過猛烈的抨擊：

中使狼戾，棍黨橫行……江浙之間，不勝其擾。……夫江南諸府縣，雖深山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塢，亦何處無土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欲責令官兵搜刮隱稅，此說一行，將舉留都之府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雞豕，粗及柴炭蔬果之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自是縣無寧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中官藉此輩（按：指“無賴武弁鄭一麒、馬承恩、韓文盛等”）為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為羽翼。凡十室之村，三家之屋，有土著即有土棍，有土棍即有藉土商名色以吞噬鄉曲者，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安枕而臥者！……在皇上之意，以為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土商，正所謂小民，民與商其實無兩。……而況上取一，下取二，官取一，群棍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人窮則亂，恐斬竿揭木之變，不旋踵起也。［18］

透過葉永盛的大聲疾呼，我們不難看出宦官不僅與地方官朋比為奸，而且以各地的土棍即地痞為羽翼，結成毒網，逞兇肆虐於江南的江河水道之上，商人階層，民怨沸騰。商人從蘇州販運貨物去四川，沿途“無不有徵，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商人不惟靳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其結果，只能是“鹹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19］這對商業的發展，不能不是嚴重的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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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明代宦官與江南經濟（3）

3。徵派宦官在江南地區的徵派，名目繁多。如“蘇、松、常、嘉、湖五府，正德年間以內府新添小火者5031名，歲用食糧各府徵派共24148石餘”，但從此即形成慣例，至嘉靖二十五年，竟加耗達13。7萬餘石，使“小民重困”。［20］而內官監所消費的白糧，本來在蘇、松、杭、嘉、湖的加耗，就十分驚人，“耗外加耗，墊外加墊……百石而鋪墊及無名費加至十四五兩，二十餘兩”，“誠所謂一米一珠，一粒一淚也”。［21］又如況鍾在《請免苛徵折布奏》中，曾揭露宦官王寵等到蘇州等府坐買闊白稜綿布700匹，王寵等見蘇州並不出產此布，竟每匹布逼價銀三兩，又巧立別的名目，徵派銀2100兩，到松江等地購買。但一年後，王寵等居然又來蘇州，“徵收各縣布價銀兩，但此價已經欽差太監劉寧等盡數收抄解去訖，又要各縣重複科派，民力難堪”。［22］這種任意徵派並重復科派的行徑，使江南人民深受其害。

4。建祠天啟六年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第一個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生祠，此後“建祠幾遍天下”。［23］在江南，第一個緊跟潘汝楨的是南京孝陵衛指揮李之才，是年十月間，即在皇陵之側，建起魏忠賢生祠，這對朱元璋來說，不能不是個莫大的歷史諷刺。此後，在蘇州、杭州，也陸續建起魏閹生祠。這些祠都極壯麗莊嚴：

不但朱戶雕樑，甚有用琉璃黃瓦，幾同宮殿；不但朝衣朝冠，甚且垂旒金像，幾埒帝王。至迎像行九拜禮，稱呼用九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