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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愈的皇上，一個是調換角色、乍進政壇的宮裡太后，沒有一個叫人放心！做臣子的能不憂心忡忡、喋喋而言嗎？做了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的司馬光，當仁不讓，更是處處掌眼，不能自已了。

像司馬光這樣的從四品官員，得到的賞賜，摺合銅錢已超過一千貫。比他高的，當然更多了。作為諫官，底下為了張羅賞錢如何搜刮魚肉百姓，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既然知道百姓苦不堪言，司馬光得著這錢，心裡如何能踏實呢？

他跑到柔儀殿，當著幾位中書大臣的面，一定要交回賞賜：“陛下，如今已經不比當年了。為著賞賜臣子，不得不用非常手段來籌措資金，我們拿這錢心裡不安！臣子盡忠，也不在乎有沒有賞賜。沒有，不照樣盡忠報國嗎？像這樣以賞求忠，也不是朝廷應該禮遇臣下的道理！臣不但請求交回賞賜，還願另外敬獻一部分錢財，幫助喪葬山陵費用。請皇上一定恩准！”

皇上坐在那裡只是個樣子，哪裡就能管事了？自然不置可否。不置可否不要緊，他將奏摺遞上去了。退下殿來，又鼓動了幾個屬下，一起帶著朝廷給的賞賜及各人隨意捐獻的錢財，直接去了客省。所以要去客省，是因為只有客省才專管四方進獻。沒想到，客省的門吏連門也沒讓他們進：“皇上有詔，這不合乾興先例，不予收納。各位大人請回吧！”

司馬光火了，質問他：“廢話！我來問你，州縣官員為了籌措賞賜，不惜鞭打黎民百姓，乾興年間也有先例嗎？”

門吏朝司馬光深深一揖，十分委屈：“大人，小人只管傳達命令，別的什麼也不知道。您幹嗎跑來問我？”

司馬光想想也是，關人家門吏什麼事！轉身就領著大家回去了。

這事自然不能就了！皇上不行，還得找太后說道說道。那話，上來就說得嚴重了：“國家多難，危如累卵，朝廷不斟酌時宜，損益變通，只知道一味遵循慣例！朝廷的賞賜，早就超過過去多少倍了。我們要進獻一點東西聊表寸心，也是為朝廷排憂解難的意思，卻又說是不合乾興先例！州縣官員為了籌款，到處鞭撻良民，難道也是乾興先例？為什麼又不吭一聲了？這樣幹，就不怕老百姓罵我們貪得無厭？就不怕下級官僚、讀書的秀才，與我們離心離德？這賞賜，說什麼我都不能要！我還要懇請皇太后準我捐獻些許錢財，略盡我的一點心意。”

要不是兩府大臣已先稟過太后，他這一番話，太后無論如何是聽不懂的。就這，也還是愣過一下以後，才明白過來。太后安慰他道：“司馬大人一片赤誠，哀家與皇上都心領了。可朝廷舉動，只能以一般人為尺度。普天下有幾個人能像您司馬大人這樣顧全大局，盡替朝廷著想！就這，還怕賞賜不夠，招人閒話呢！說到捐獻，雖是你們一片心意，可朝廷從來沒有這個規矩不說，要是接受了，就顯著國家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連大行皇帝的喪葬都得臣子捐獻，傳出去，不是有傷國體嗎？再難，這臉怎麼著也得撐下去。您說，是這道理不是？”

曹太后的這一番話，既有她自己的意思，也有兩府大臣交代過的道理，要駁，也真還不容易。就說尺度問題吧，將那潛臺詞的意思挑明瞭，就是：作為大臣，處事得始終從大局著眼，從常人出發，去尋求可以為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穩妥辦法，才成；決不能僅僅侷限於一己的取捨去就。侷限於一己，光潔或者可以光潔了，卻難行天下。其人，或者可以成為狷介之士，要想成為治國能臣，就難了。兩府大臣的原話，大體就是這麼說的。只是曹太后沒有挑明：或者是不願說白了，要不就是根本挑不明白。不管怎麼樣吧，反正司馬光不再堅持了：“太后既這麼說，容臣再處置吧！”

怎麼處置呢？他將賞賜的珍珠，做了諫院的公使錢；金錢，則給了自己的孃舅。反正自己沒留一文錢，總算心安理得了。

太后的幹練與明晰，倒叫司馬君實隱隱覺著一種危險：女子無才便是德。平民如此，天潢貴胄也同樣如此。垂簾的太后才智過人，如果沒有一定的約束，是對皇權的最大威脅！他不敢再朝下想，只一門心思想著如何規勸太后了。

首先得讓太后知道，垂簾，不過是萬不得已的一時權宜，決不會長久，不必、也不應當作久遠打算，一旦聖上龍體康復，就得還政下簾。當然，話不能說得這麼直白，要委婉一些。只說太后自己也不願垂簾，只願皇上早日康復，退享清福，話就順了。

其次，當然是要告訴她為政之本，防止她執掌權柄時出大婁子。這一方面，無須多說，無非是那些老熟套：安危之本，在於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只要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