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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高壓態勢。這對於皇上，不啻是一種特殊保護：他畢竟剛剛接位，太年輕了。臣下權重威高，無論如何總是一種威脅。

他的摺子剛一遞上去，中樞大臣們果然立馬就感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可還沒等他們有所表示，神宗自己先就將它否決了。

他對樂道說：“愛卿的意思朕很明白，該是想著替朕糾正濮議的偏頗，理順朝野關係。可朕有顧慮，所以遲遲沒有提出這件事。”

樂道沒想到這一層，只好問道：“陛下顧慮什麼？”

“召回這些人固然好，可那不是公開張揚先帝的不是了嗎？為顯示自己清明而張揚先人的失誤，普通老百姓怕都不忍心做，朕為一國之君，怎麼好做呢？”神宗坦白地說。

樂道恍然大悟，連忙道歉：“微臣考慮不周，請陛下恕罪！”

神宗攔住他：“哎，咱們不是在商議嗎，何罪之有？咱們君臣，不用那麼嫌忌！”

樂道考慮，只能另外選拔合適人才了。

可他很快就發現，滿朝文武，要挑幾個合適的臺諫官員，還真不容易！有資格的不合適，而合適的又不夠資格！想真正組建一個合適的御史臺，只能不拘一格，廣泛挑選人才了。他又趕著上了一本，請求適當降低任職資序，只要有三任以上知縣資格，就可以選來做御史裡行。中書與皇上都沒再猶豫，全同意了。樂道與中樞大臣的一場正面衝突，總算暫時避免了。

大宋遺事　第六十二回（2）

但舊臣新君的矛盾，除非新君根本離不開舊臣保駕，通常總是不可調和的。這種矛盾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可以在一句老話中得到體認。這句老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說，換了天子，朝臣也該跟著換，朝廷上下應該是清一色的新面孔。這話可不是渾說的，它是數千年政治生活經驗的經典概括，不知道犧牲了多少血肉之軀，才凝聚成這麼一句七字真言！舊臣新君的矛盾既連觸都沒觸一下，更談不上解決，要完全避免衝突，當然不可能。衝突不過被延期而已，遲早總還是要爆發的。

要是權臣主動放棄權力呢？那當然不一樣了。這樣的機會原來也是有的，可惜韓琦沒能及時把握，錯過去了。

像任何有機體一樣，政治生活，不是也有個適者生存的問題嗎？新君舊臣的慘烈衝突，終於使雙方漸漸磨合了一套遊戲規則。遵守這些規則，大家都可以體面下臺，不至於非要提頭瀝血，雙雙偕亡，連政治生活本身也隨之中途夭折。首席大臣做逝君的山陵使，為逝君營造陵墓，逝君既葬，首相也自動結束其在朝堂的政治生命，辭職遠避，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遊戲規則。通常的程式是：首相請辭，新君照準。大家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一般不會有別的曲折。雙方頂多多虛晃那麼一兩遭，也就結了。首相也有戀棧、假辭的，那也沒關係，等著臺諫官員來攆你就是了。白受一場羞辱，最後還是得走。權力的和平交接，不僅避免了腥風血雨，使雙方都能體面下臺，別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它為新君的自由組閣與大刀闊斧的政治運作，提供了廣袤的空間。當然，這也仍然只是專制政體的一種自我調節模式，那用處也同樣極為有限。其實際結果的好壞善惡，缺乏有效保障，完全要看新君及其智囊親信等是怎樣的一批人。其人不善，有百害而無一利，只能更進一步將國家朝政拖向深淵；其人英明，國家百姓才可以走上坦途，富強安康。

明白了這一層，就不難明白，從來山陵使一般只能一任，決不會再任。當然，翻遍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連著死兩個皇上，而首席大臣前後又始終是一個人，這樣的事，幾乎絕無僅有。即便是有，那首相想來也不至於發昏戀棧，自討黴倒？一任山陵完畢，還是會辭職遠遁的。

且看大宋朝，真宗駕崩的時候，先是首相丁謂做山陵使。因為挪了穴位，叫墓道進水，被罷了官，改由次相馮拯馮道濟做了山陵使。真宗歸葬，他就請了病假，一連上了五本奏摺，請求解除執政，改派京外職務。理由主要只有一條：根據慣例，山陵使事畢，理當辭退。垂簾的太后與不過十二三歲的仁宗，那麼需要人扶持，還是同意讓他改判河南府去了。到垂簾聽政十二年的劉太后自己晏駕，山陵使是呂夷簡。事畢，他雖裝傻不辭，不過多待了幾天，最後不還是被攆去判澶州了嗎？

韓琦剛三十歲就當了方面大員，以後絕大部分時間又一直都在朝廷做中樞重臣，對這些自然瞭如指掌。仁宗葬了，山陵完事，韓琦也引證故事，請求解除相務，讓他到外地去做個守土治民的官兒。可英宗那時正仰仗他，不肯放，也不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