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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為“客家女婿”，有義務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他們一把，並沒有想過要從中撈一把。當然，對他們違法聚賭之事，我也進行了不鹹不淡的勸告，至於他們聽還是不聽，我就管不著了。

我能把已經被沒收的錢物弄回，讓那些客家人感到十分興奮。在他們眼中，我太了不起了，簡直就是他們的“保護神”。由於覺得有我做後臺，那些客家人更加膽大妄為。沒多久，他們又因抽鴉片煙而惹來了麻煩。這回不僅煙槍被沒收，人也被帶走了。按照香港的法律，如果你在同一地方放置有兩杆煙槍，就相當於是開煙館，會遭到法律的嚴厲追究；如果你在同一個地方只放置有一杆煙槍，那就屬於私吸菸土，罪名並不大。這一回，他們被收走的煙槍雖然只有一杆，可是被帶走的人有好幾個，因此事情可大可小。聽了他們講述相關情況後，我決定去找荃灣區的掃毒組探長，我估計他會知道此事。20世紀60年代的香港警察系統，說難聽一點，差不多就是香港的黑社會組織，華探長、黑道與洋警司互相勾結，警隊的*超過任何一個機構。直至港督麥裡浩於1974年設定廉政公署之後，香港的警務系統才逐步變得有個樣子。客家人的上述案件發生時，廉政風暴已悄然興起，那些探長們雖然還很有勢力，但是他們已聽到了某些風聲。因為擔心將來遭到追究，他們做起事情來已不像從前那麼肆無忌憚。找到探長之後，我徑直對他說：“我有個親戚，並不是開煙館的，只是在家中藏了一杆煙槍，你們怎麼就把人家的東西沒收了呢？而且還拉了好幾個人。”

探長向我解釋說：“王Sir，這件事嘛，真沒您講的那麼簡單。從表面上來看，他們的確是只藏了一杆煙槍，可他們不是一個人抽，而是一個人抽完了，另外一個人又接著抽。他們這是在鑽法律的空子，實際上是聚眾吸鴉片。王Sir，這件事情嘛，我看您就不要管了。”

聽他這麼說，我不好再說什麼，便客氣地向他告辭，說：“好啦，多謝探長讓我瞭解了相關的情況！既然如此，那我只能說很抱歉打攪了您。我告辭了。”

我本以為這一回恐怕不能再替那些客家人解困了，想不到過了兩天，就來了一大群鄉親，帶著一大堆各式各樣的禮物，包括整隻的燒豬、燒鵝，還有香菸、洋酒，來向我道謝，說多虧了我這個“大救星”出面，才使事件獲得瞭解決。警察局對案件不了了之，不僅歸還了煙槍，把拘留的人也放了。看到我對總探長的訪問收到了效果，我自然也很高興。在這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我並沒有覺得自己是在包庇犯罪、慫恿違法。我覺得我找總探長說情，是光明正大的，因為我在這麼做的時候，並沒有要收受他人錢財的動機。我只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為我岳父的朋友做點“好事”。

就這樣，我在邪路上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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鋃鐺入獄（1）

正當我為自己的“神通廣大”而暗暗得意的時候，我在人生之旅上“咚——”地重摔了一跤！這一跤摔得我鼻青臉腫，遍體鱗傷，躺在地上許久爬不起來。時至今日，其後遺症還未完全消除。

煙槍事件解決後，過了一段時間，又有一位自稱是我岳父“老友”的客家老鄉來找我，他一見到我，便焦急地說：“王Sir，無論如何，這件事您一定要幫幫我！”我問他是什麼事，他說他是做布匹生意的，有一個人，拿走了他十幾萬港幣的貨物，卻給他開了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事後去找了他好幾次，他都在耍花樣。“搞到現在，已經拿他沒有什麼辦法，看來只有您出面才能解決了。”那位來人說。

我聽了之後，沉吟了一會兒，說：“這件事比較難搞，讓我看看怎麼樣辦吧。”這一次，我犯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一個錯誤。在前幾次事件中，我只是去找相關部門的人員詢問，與他們溝通，希望他們能對事件有所通融。至於他們給不給我面子，那是他們的事。無論如何，他們不可能加害於我，因為他們沒有必要這麼做，而且我也沒有什麼把柄落在他們手裡。這一次情況則完全不同：我決定不去請相關部門的人員幫忙解決問題，而是直接去找當事人，逼他還債。在去找這位賴賬者之前，我想，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員，不是警察，直接出面去找他，似乎師出無名。為了使自己的行動具有“合法性”，我去找了一位姓蘇的警官——他是我的朋友——請他幫個忙。我說：“有個王八蛋，欠了我岳父的朋友的錢不還，可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能逼他還。你老兄能不能出個面，與我聯手追索一下？”那位蘇警官聽我介紹情況後，二話不說，就答應與我一起去“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