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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大好形勢，終於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開放高潮。1984年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一年。這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中國改革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轉變，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單項走向整體的體制改革。

這一年，在中國GDP構成中，非國有經濟（含準國有的集體經濟）達到億元，在總量上第一次超過國有經濟的億元。“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在當時還相當敏感的詞，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檔案中，基層的“社隊企業”也更名為“鄉鎮企業”。

這一年中國實行了居民身份證制度，意味著中國公民可以更自由地移動，農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誰來批准了。當時的中國領導層橫下心來決定以極度危險但社會震動相對溫和的“雙軌制”方式，來分步“撤換”物價計劃體制的“毒瘤”，此舉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爺”，當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經商熱。

這一年柳傳志創辦了聯想公司，張瑞敏挑起青島冰箱廠的擔子，李東生則還在外資工廠TTK的車間裡加班加點地工作，而顧雛軍這時才剛剛從天津大學畢業。

這一年中國民間流行一句“十億人民九億商”★的順口溜。

不過私人經濟活動的合法性地位還沒有真正確立，很多經濟行為都是在一種“不說可以也不說反對”的模糊狀態下進行。在這年的一次中顧委會議上，有人主張拿“傻子”年廣久開刀，但鄧小平說：“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麼呢，傷害了社會主義了嗎？”這段話後來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視察時說了一遍，並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傻子”年廣久也因此名滿中國。

“小平你好！”★這句口號也誕生在1984年。這年作為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不僅搞了一次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閱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區給中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加油。曾經為“打倒走資派”、“割資本主義尾巴”和“階級鬥爭”而狂熱的中國，此時已經變成了為發展經濟和“先富起來”、“先成為萬元戶”而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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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隻變成青蛙的蝌蚪（2）

1984年11月，樓忠福所在的浙江東陽城關建築公司也迎來了歷史性的轉折時刻。這年下半年，公司經理陳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齡。這是一個屬於東陽縣吳寧鎮的集體所有制企業，企業的家當雖然不多，也不值幾個錢。但是這種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誕生的鄉鎮集體企業，對於改革開放後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顯然不是這些企業當時的發展狀況所能夠顯示的。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之所以跟前蘇聯和東歐呈現兩種不同的態勢，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中國有港澳臺，二是因為中國在計劃年代就存在為數眾多的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的名稱是“社隊企業”，是由農村的生產隊或者人民公社創辦的，這種性質的企業，無論是馬列的經典還是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實踐，都是找不到先例的，這完全是中國人自己的獨創。說得好聽點，這是“國有計劃經濟體制和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當然這並不是當時中國高層領導人主動選擇的產物，因為這種“變種”的準公有制企業也曾被當做“資本主義的尾巴”遭到掃蕩和消滅。後來之所以能夠再次出現並被允許存在，完全是為了在崩潰邊沿進行自救。因為“一大二公”的公有體制，實在無法讓中國基層農村過上溫飽日子，而國家也沒有足夠的財力和物力來救助他們。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准許基層農村根據自身的傳統優勢開辦自己的社隊企業和耕種自留地。

這種社隊企業雖然仍然屬於公有性質，也跟國有企業一樣效率低下。但這些數量繁多、遍佈中國各地農村的企業，畢竟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留下了眾多寶貴的“殼”資源。這種“殼”資源內，不僅有相對熟練的工人、行業和市場資訊，比較完善的分工，而且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