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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出版的回憶錄的記載，他當時對格雷說：“帕特，我沒有向任何人洩露任何事，他們錯怪我了。”

格雷當時說：“我相信你，可白宮不相信。克蘭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開除出去，我都拒絕了。儘管他沒說，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

在那個版本中，馬克直接向讀者表明：“我從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洩露過什麼！”

馬克的支持者們這樣為他的這句表白辯解：就算他在做文字遊戲（意思是說，馬克只和伍德沃德會過面，可從沒見過伯恩斯坦），他也沒有撒謊。而在馬克心中，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在撒謊。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開一樣，在這裡也可以認為他白天擔當聯邦探員查尋洩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幫助伍德沃德理解內部資訊的非官方情報提供者也是完全分開的。

最終，歷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賦予了“深喉”，讓他去指引伍德沃德發現水門事件入室行竊的表象背後隱藏的複雜犯罪網路。經過在停車場的一個漆黑夜晚後，伍德沃德突然就瞭解了水門事件的關鍵要素。他與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寫出了轟動性報道，將一個小小的入室行竊事件裡隱藏著的國家政治危機挖掘了出來。他們在報道的第一頁第一段裡給整個事件定了性：

聯邦調查局探員已經確定，水門事件中的竊聽行為的背景是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間諜和陰謀破壞活動。其目的是使尼克松總統成功連任，其幕後指使就是白宮官員和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

序言（14）

五

馬克·費爾特沒有料到聯邦調查局的聲譽會受到水門事件的間接影響，這種結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最後一段時間裡，他已無力維持自己在公共關係方面的驕人成就。聯邦調查局的老規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這條規則組織了對馬丁·路德·金的調查，對政府官員和新聞記者進行了監聽。可尼克松倒臺後，這些老規矩給聯邦調查局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因為那些調查都成了有損於社會的行為。另一件事也給聯邦調查局的名譽造成了損害，1971年極端分子貝里根兄弟闖入聯邦調查局設在賓夕法尼亞州米堤亞市的辦事處，並取走了一些機密檔案，那些檔案中有聯邦調查局針對左派極端分子採取秘密反間諜行動的內容。1973年，聯邦調查局對印第安人佔領南達科他州傷膝鎮一事的草率處理，又在聯邦調查局　“濫用權力”的賬上加了一筆，儘管馬克也指責了司法部的策劃人違反聯邦調查局的執法程式。

水門事件是聯邦調查局各種新麻煩的催化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從1972年10月到1973年4月期間發表的一系列報道（其中許多都是在馬克的引導下寫出的），直接引發了歐文委員會召集的水門事件聽證會和羅迪諾委員會召集的總統彈劾聽證會。而這些活動反過來引發了1975年丘奇委員會召集的針對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濫用權力的聽證會，在當時這個聽證會便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水門事件引發了一系列聽證會，給媒體在聯邦調查局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提供了素材，可那些報道中有一些是不公正的。在那些報道里，馬克·費爾特成了關鍵證人，聯邦調查局成了一個暴力的、不公正的執法組織，凌駕於法律之上。這給聯邦調查局的社會聲譽造成了極大影響。在那段時間裡；　對現存體制的不滿情緒迅速擴散，在這種情況下，白宮的政治陰謀遭到了譴責，比如非法闖入治療丹尼爾·埃爾斯伯格（他洩露了五角大樓關於越戰的檔案）的精神病醫生辦公室，可同時聯邦調查局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採取的合法行動也被橫加指責。在極左的“地下氣象員組織”前往古巴接受訓練，煽動革命，組織暴力活動的情況下，聯邦調查局跟蹤其成員，在馬克的領導下對他們採取措施——這些都是履行聯邦調查局的職責，卻導致馬克承受了數年的審判和調查。

在1973年4月底，馬克厄運的前兆就顯現出來了。就在L。帕特里克·格雷出席聯邦調查局正式局長批准任命聽證會之前，《時代》雜誌曝光了基辛格搞的監聽活動——訊息來源就是馬克·費爾特（他同時還把這個訊息披露給了伍德沃德）。這種披露行為可能是針對沙利文（基辛格案的重要參與者）的，目的在於消除沙利文在格雷之後繼任局長的所有機會。可這次格雷卻引火燒身了。當在聽證會上被問及監聽是否屬實時，格雷說：“局裡沒有任何竊聽新聞記者和白宮人員的記錄。”這個回答聰明過頭了——“沒有記錄”的原因就在於沙利文將基辛格的通話記錄隱藏在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