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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辱。胡佛接受了這項任務但提出了一系列條件。“調查局不能捲入政治，不能成為政客的工具而包攬一切任務。”他還告訴斯通：“在調查局裡任命要靠功績，晉升須取決於能力。而且調查局只對司法部長負責。”斯通回答說：“如果不是這樣，我就不會把這項任務交給你了。”

多年以來，哈倫·斯通的承諾使胡佛得以將調查局（“聯邦”這個詞是1935年才加上去的）建設成捍衛法律的精良武器，從我剛加入這個機構時它就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羅斯福政府在其執政的早期曾試圖將聯邦調查局變成滿足政客一切需要的工具。但胡佛堅定的立場提高了他在羅斯福、國會及新聞媒體面前的地位，使本會成為司法部輔助機構的聯邦調查局成為了一個獨立的機構。

1961年，約翰·F。肯尼迪總統任命他的弟弟為司法部長時，胡佛和他的聯邦調查局面臨著第一次嚴峻的考驗。在這之前，胡佛和大多數總統及司法部長都相處得不錯，只是在杜魯門時代有些磨擦。但是肯尼迪的顧問、朋友和支持者中，有人怨恨胡佛堅定的###信念和根除顛覆活動的決心。羅伯特·肯尼迪是個傲慢、冷酷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憎恨聯邦調查局的獨立地位，認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而不是執法機構。

胡佛在其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反對總統和司法部長，因為他們公開敵視和企圖驅逐胡佛。博比·肯尼迪將聯邦調查局看成他的私人警察局，把胡佛當成他的值日警官。他會不事先通知就衝進胡佛的辦公室或是將這位聯邦調查局局長傳喚到他在司法部大樓的豪華套間裡，好像胡佛只是一個辦公室勤雜工。他會越過胡佛而直接傳召某個分局主管或正在辦案的特工。這侵害了胡佛的權威，而且違反了傳統的指揮程式，以往沒有任何司法部長會這樣做。

其結果就是釀成胡佛和羅伯特·肯尼迪之間難以隱藏的矛盾，這影響到了我們局裡所有的人，並打擊了我們計程車氣。這位司法部長最讓人煩擾的舉動就是在高層政府官員中傳播由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主席沃爾特·魯瑟和他的兄弟維克托起草的備忘錄，名為《當今美國的右翼激進派》。文章強烈抨擊了聯邦調查局和胡佛，將他們描述成“激進的右翼分子”的一部分，同他們一同上榜的還包括怪異的極端主義者以及共和黨。在魯瑟和肯尼迪看來，右翼分子對美國比共產主義運動具有更大的危險。

博比·肯尼迪決心將特工們從重要的調查任務中抽出去為肯尼迪政府服務。特工們被指派去搜集新聞界發表的不利於肯尼迪總統的評論；那些說出他們想法的人會被傳喚到政府官員那裡遭到嚴厲斥責。新聞界對調查局的這種探聽行為非常憤怒，於是貶損聯邦調查局的種種傳聞就從司法部流傳了出來。

胡佛和博比·肯尼迪曾就一件事情鬥得非常激烈。司法部長要將聯邦調查局特工從調查局抽調到他的任務小組裡去調查犯罪集團。胡佛同意和任務小組的檢察官緊密合作，但堅持他的特工必須由分局主管指揮。肯尼迪在將訊息透露給新聞媒體時扭曲了這一說法。記者得到的說法是聯邦調查局不相信犯罪團伙真的存在，就算真的有聯邦調查局也不想接手這類案件，因為那會降低它在破獲較簡單的案件上的出色成績。

為應付肯尼迪的攻擊，胡佛在總部成立了特別調查部，任命考特尼·A。埃文斯為負責人。埃文斯擔任美國參議院勞工委員會的首席律師時，曾與博比·肯尼迪有過工作聯絡。胡佛知道肯尼迪信任埃文斯，就讓他負責聯邦調查局和司法部長的聯絡工作。埃文斯不得不盡力伺候兩位主人。當局面變得難以維持時，埃文斯對我說：“昨晚，我告訴家人自己肯定會被解僱，但不知道是被胡佛還是肯尼迪解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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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內閣較量（2）

在電話竊聽和電子監視這一敏感問題上，埃文斯不斷往返於胡佛和肯尼迪之間。這位司法部長一直在國會遊說，要對國內稅收案和其他未詳細說明的“嚴重”犯罪行為無限制地運用這些裝置。過去和現在都有許多人支援這一觀點，可胡佛認為應當謹慎使用竊聽裝置。為了不讓自己和調查局因使用竊聽裝置而受影響，胡佛一直都讓司法部長對所有的監聽行動完全知情，並將他的許可詳細記錄下來（比如我向肯尼迪展示我們在堪薩斯市的竊聽行動）。

在博比·肯尼迪離開司法部成為美國參議員後，胡佛這種做法的聰明之處就顯現出來了。時代變了，參議員肯尼迪反過來開始領導一場反竊聽鬥爭了。肯尼迪任司法部長時的一起聯邦調查局竊聽案在1966年被曝光，可他卻調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