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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剛夠米的最低標準。他臉色蒼白，面部緊繃，給人一種身體欠佳的印象。他穿著極為糟糕，衣服皺巴巴的，好像是被人睡覺時裹著蹂躪過一樣，事實上他的衣服常常如此。有一次，他穿著一雙沾滿泥巴的鞋子出現會場上，當時胡佛在場，他就向下屬借了一雙乾淨的鞋換上。那兩隻鞋的尺碼太大，他不得不像穿雪鞋似的挪動。

我無法解釋為什麼胡佛會接受沙利文的這些癖性。也許胡佛是在同情沙利文，也許把他看成了兒子的替身。而事實總是如此，在投票表決時，我們其餘的人最不可能給最受寵幸的人投上一票。

沙利文心懷怨恨，他永遠不會原諒胡佛拿走竊聽器或終止秘密進入民宅的做法。作為國內情報處的負責人，沙利文關心的是聯邦調查局尚未全力打擊和挫敗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他絕對相信胡佛對他的限制會削弱聯邦調查局保護美國公民的能力。

他有次對我說：“老闆錯了！不管他怎樣，我們得幹下去。”

“比爾，”我回道，“聯邦調查局只能有一個老闆啊。”

“局長錯了。你得幫我說服他。”

我深吸了一口氣：“比爾，我們以前已談過這事兒了。我知道你的問題，但我們可以拋開種種限制去幹，卻不能不顧老闆。你得先弄清你的位置，然後要麼支援他，要麼自己出局。”

我能理解沙利文的一些挫折。由於民權示威和反民權暴力的原因，聯邦調查局人員被號召到南方各分局效力，這就減少了可從事國外和國內情報工作的特工人數。我那時並未意識到沙利文是在待機而動，等待為所欲為的機會。

他得到了這種機會，當時在白宮供職的湯姆·查爾斯·休斯頓，原軍事情報官，接到總統助理約翰·埃利希曼指派的一項任務，要準備一份讓尼克松總統不勝其煩的校園騷亂和新左派暴力活動報告。

1969年6月19日，休斯頓找到沙利文，想得到一份全面的有關新左派對外聯絡的聯邦調查局報告。這次會面之後，兩人逐漸有了密切的關係，而沙利文就巧妙地利用這種關係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沙利文一再向休斯頓抱怨，說胡佛拒絕採用竊聽手段和秘密入室方式獲取情報，同時還提到“協調問題、人力不足和沒有能力獲得必要資源”等，估計他將所有這些都歸結到局長身上，說他已失去了控制力，該靠邊站了。

為進一步實現他們的抱負，休斯頓和沙利文發展了一種後來被參議院委員會稱為工作同盟的關係。休斯頓將自己視為凌駕於情報委員會之上的白宮長官，嚴密監視及控制著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國防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域性，併發號施令，指導這些機構如何行動來打擊危險分子和###者。沙利文則相信有休斯頓撐腰，在總統的支援下一定能削弱胡佛的地位，並接替他成為局長。如果沙利文事實上沒有起草臭名昭著的“休斯頓計劃”（呼籲採用竊聽、秘密入室搜查、拆封郵件及類似手段來對付反戰和其他組織）的話，他確實能得償所願。

竊聽，還是不竊聽（5）

在休斯頓的慫恿下，尼克松組建了“情報機構間特別委員會”，目的在於審查和提出情報蒐集的改進方案來打擊新左派，“休斯頓計劃”就在這個時候被構思出來。胡佛被指定為主席，在休斯頓的力薦下，沙利文被任命為工作人員小組委員會主席，實際擔綱編寫政策建議指導原則的就是這個小組委員會。正如參議院的一項調查後來所得出的結論那樣，沙利文的角色似乎是找出情報機構中哪些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休斯頓的角色則是抓住需要改革的地方，使它變得切實可行，儘管作為白宮僱員，其職責所繫的本應只是國內情報工作。

特別委員會的最終報告完稿時，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域性和國防情報局都認可了其強硬措施。沙利文知道對胡佛而言這是一味苦藥，得裹上一層糖衣，因而提議由胡佛主管所有國內情報蒐集行動。但胡佛堅辭不受。由於深諳華盛頓的手法，他告訴沙利文，一旦這個報告被提交上去，特別委員會的使命就會結束。如果該報告得到總統批准，聯邦調查局在國內情報領域將負“全責”執行。如果該計劃被打回，聯邦調查局將會承受責難。讓沙利文更為失望的是，胡佛指示須在該報告上附上腳註，表明聯邦調查局的異議申訴。

1970年6月26日，報告的發起者將“休斯頓計劃”遞交給總統。它最初受到了沉默的歡迎。無畏的休斯頓就給總統助手霍爾德曼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據稱是一份《國內情報評述》。這份檔案反映了沙利文的想法，開始對胡佛大加鞭撻，說局長的異議申訴“通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