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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戴維森、理查德·M．穆斯、安東尼·萊克、溫斯頓·洛德，他們都為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效力。當這些竊聽活動未能發現洩密源的時候，竊聽器監視範圍又擴大到其他人身上，包括總統法律副顧問約翰·P．西爾斯、國防部長梅文·萊爾德的助手科爾·羅伯特·珀斯利、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威廉·H．沙利文、國務院的理查德·F．彼德遜、總統演講稿撰寫人威廉·薩菲爾、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長羅伯特·H．芬奇的行政助理詹姆斯·W．麥克萊恩。一些新聞記者受到了竊聽，有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亨利·布蘭登、《紐約時報》的威廉·比徹和赫德里克·L．史密斯以及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馬文·卡布林。特工們還回憶稱，沙利文曾準備讓法國當局對辛迪加專欄作家約瑟夫·卡拉夫特進行竊聽，此人當時在巴黎撰寫文章和對外播音。

基於國家安全考慮，最後一個安裝竊聽器的請求是在1970年12月14日提出的，而所有竊聽器監視活動的終止時間約在1971年5月底或6月初。由於沙利文個人保管了竊聽檔案，所以它們從未編入普通檔案或電子監視檔案索引中去。沙利文一直持有這些檔案，直到他失勢，無法與胡佛對壘抗衡為止。為了設法討好馬迪安和白宮，他將竊聽檔案的事告訴了馬迪安，並暗示胡佛打算用它們敲詐尼克松總統。馬迪安如他所願地做出反應，並通知了白宮。這些檔案最後在白宮助手約翰·埃利希曼處走到了盡頭。

沙利文退休不久，埃文斯和諾瓦克署明日期為1971年10月1日的專欄報道了這一事件。該專欄認為胡佛對國內情報處的限制損害了反情報工作。後續專欄同樣是批判胡佛，後來還批判代理局長L．帕特里克·格雷。聯邦調查局內部探員都認為：專欄資料是由沙利文提供的。

這些把戲使他的名字尚不至於淡出人們的視線。1972年夏天，司法部長理查德·克蘭丁斯特給沙利文打了一個電話，提出讓他出任新成立的司法部毒品情報辦公室主任。這個新辦公室將起到一種計算機交換所的作用，處理政府各機構收集的情報資訊。沙利文接受了這個職位，並在1972年8月前，也就是在離開華盛頓不到一年的時候，回來獲得了一個顯赫職位。馬迪安向愛德華·米勒透露，沙利文被授以高薪職位，是防止他寫書披露他所知道的事情。

清除聯邦調查局的背叛者（4）

沙利文曾在數個場合向格雷進言但遭到冷遇。當格雷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的候選資格似乎要成為泡影的時候，沙利文又重整旗鼓，意欲接管聯邦調查局領導人的職位。他給羅伯特·馬迪安寫去大量信件，大肆評議聯邦調查局的預算、管理及諸多其他議題。已挪位到總統競選委員會的馬迪安對這些信件持安撫態度，希望在11月份總統選舉結束之前讓沙利文保持安靜。沙利文還給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寫了幾封信，談論他將如何改革聯邦調查局。

白宮想讓沙利文對尼克松政府濫用職權三緘其口，同時還想從他那裡找到一些東西，證明往屆政府是如何濫用聯邦調查局的。尼克松及其首席律師約翰·迪安將這視為一個可能的逃生艙口，希望藉此來擺脫水門事件的干係。如果尼克松能證明其他總統已經濫用過聯邦調查局，就有可能轉移公眾對他的批評。

1973年2月，尼克松與迪安一起討論了這種可能性。“胡佛是我的老朋友，”總統又說道，“比起約翰遜來，他實際上與我走得更近，儘管約翰遜用他的時候會更多一些……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我們在這整個水門事件裡會好過得多。因為他知道如何駕馭聯邦調查局。他會讓他們嚇死過去。”

在尼克松首次獲勝的總統大選期間，人們指控約翰遜玩了把戲，尼克松和迪安就對這些指控進行了探討。“我們68年的（選戰）飛機被裝上了竊聽器，”尼克松說道，“真是你所能見到的最處心積慮的事兒。”事實上，德科·德洛克曾告訴約翰·米切爾，說尼克松的座機沒有安裝竊聽器，但聯邦調查局找到了1968年阿格紐飛機附近的電話打出的長話錄音，那架飛機當時放下舷梯，停在阿爾伯克基市。

在與尼克松的談話中，迪安提到沙利文心境不佳，且“有著滿肚子情報”。

“你認為沙利文還算可靠麼？”尼克松問道，“他為什麼要合作？”

迪安解釋說，沙利文極想回到聯邦調查局工作。

“那容易。”尼克松回道。

“他也許會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迪安說道，“他可是一枚炸彈！”

迪安將沙利文召到白宮，直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