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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湖南宣佈獨立，陝西、江西等省繼而響應。到12月初，全國宣佈獨立的省份已達十四個之多，約佔當時二十二行省（不算被日本侵佔的臺灣省）的三分之二。12月29日，宣佈獨立的奉天、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廣東、廣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十七省代表在南京舉行會議，選舉孫文為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一個半月後，即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頒發了宣統皇帝的退位詔書，大清王朝和帝帝國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從武昌首義，到清帝遜位，前後只有半年功夫，正所謂摧枯拉朽。

有興趣的史料學家儘可以繼續去考證和爭論武昌首義第一槍是誰開的。是熊秉坤，還是羅金玉、金兆龍、蔡濟民？是在工程營，還是在輜重營？但我以為這並不十分重要。因為這一槍遲早是要打響的。不在武昌打響，就會在別的地方打響；熊秉坤或羅金玉不開槍，也會有別人開槍。用句俗套的話說，他們不過是“替天行道”。或者說，在做歷史要求他們做的事情，在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弄不清誰開了第一槍反倒更好，因為這種不能確知和無法確證，恰恰證明大清王朝也好，帝國制度也好，都已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只用一個手指頭輕輕一推，就全線崩潰，轟然倒塌，而且一朝傾覆，便再難回春。

帝國，怎麼就如此不堪一擊？

於是我想起了大秦王朝，想起了帝國制度的這個締造者。的確，兩個王朝的覆滅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都是起始於偶發事件，都是首先由下級軍官和士兵發難。他們“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結果“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影）從”，最後各種政治力量一哄而起將那王朝顛覆。也就是說，賈誼《過秦論》的描述，是可以借用於大清之亡的，只不過不是“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而是“黨人與軍閥遂並起而亡大清矣”。秦是帝國時代的第一個王朝，清則是最後一個。兩個王朝的滅亡都是一觸即潰，都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毀）”，此天意耶？民意耶？

表面上看，既是天意，又是民意。

秦王朝無疑是被自己滅掉的，因為它實在太暴戾。只要重讀一下《史記》中的《陳涉世家》，就不難體會到什麼叫官逼民反，什麼叫走投無路，什麼叫鋌而走險。那真是一種被逼無奈的選擇。用陳勝的話說，反正無論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云云，倒在其次。一個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條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義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離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遠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宮賦》說，秦和六國一樣，都是自掘墳墓，因為他們都不知道愛護人民。結論很簡單———“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轟然倒塌的帝國（2）

那麼，我們能照著說一句“滅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義也”嗎？

也許能，也許不能。

有證據證明，大清並非中國歷史上最差的王朝。最差的恐怕是晉，清就至少過得去。實際上有清一代，無宦官擅權（如明），無外戚亂政（如漢），無山河破碎（如晉），無藩鎮割據（如唐），無王綱解紐（如隋），無民不聊生（如秦），也沒有大面積的國土淪喪（如宋）。清代也有禍亂，但多為邊釁，且未動搖國本。民族關係和民生狀態也還對付，至少不像元代那樣種族歧視，民族仇殺，或像漢代那樣連年饑荒，人相競食。清，當然也有弊端，也有問題，也有不得人心之處，卻未必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糟糕，那樣罪該萬死。關於這一點，本書第六章還要細說。然而，當武昌首義，湘省獨立，舉國上下風雲激盪，清廷皇室一籌莫展時，卻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挺身而出，拉朝廷一把。不但最有可能“光復武昌，中興王朝”的袁世凱“挾寇自重”，趁機要價；其他鎮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也都見死不救，作壁上觀；誰也不管北京城裡那孤兒寡母的死活。武昌首義後不到兩個月，就有十四個省份宣佈獨立。可見這些省的軍民官紳，已將大清王朝視若沉船，只有人棄船逃生，甚至“趁火打劫”，卻無一人救難。於是星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夫之難，竟成滅頂之災。有一個細節也許很能說明問題。武昌首義的那天傍晚，工程營的隊官羅子清和熊秉坤曾經有過一次談話。羅子清說今天外邊的風聲很是不好，問熊是否知道。熊回答“聽說三十標今晚要起事”。羅子清問起事者是否“孫黨”（革命黨），熊秉坤答：“現在各會黨都信服孫文，信服他就是孫黨。”而且，熊秉坤還告訴羅子清，如今民智日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