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第3/4 頁)

借給墨西哥1000萬美元的貸款是記在他們銀行賬上的，實際上現在是一文不值了，最好的選擇還是抓著墨西哥。因為多數債務是20家銀行的，他們能在一個會議室裡坐下來並提出一攬子解決方案。

約翰·佩奇是在世界銀行拉美部工作的經濟學家，他向我解釋了這中間的實際操作情況。佩奇講西班牙語，1982年他去墨西哥與墨財政部公眾信用司主任約塞·安格爾·格里亞見面。格里亞在對付外國銀行家方面有個傳奇故事——從紐約的大銀行家到得克薩斯西部的小錢莊老闆——他都能從他們那裡為墨西哥政府申請到貸款。

“一天我到格里亞辦公室，我們都講西班牙語，突然電話響了，”佩奇回憶道，“這是得克薩斯一家小銀行的老闆打來的，格里亞曾說服他給墨西哥政府提供過一些貸款，小老闆對墨西哥經濟出現危機一事表示關注。格里亞將與我交談時用的西班牙語轉用非常地道的英語跟美國銀行家聊起來，他說，‘嗨，約翰，很高興聽到你的聲音……不，不，別擔心。這兒的情況一切正常，你的錢絕對安全。家裡好嗎……好呀，你那個姑娘怎麼樣？她還在上學……跟你聊聊很高興。請隨時來電話，保持聯絡。’然後掛上電話，幾乎沒有任何停頓就用西班牙語和我繼續談起來，30秒鐘內就將一個關鍵投資者的問題搞定了。”

但是，在通往全球化的路上發生了一件滑稽的事，就是國際債務市場的擔保問題，正如米爾肯的公司和他的朋友遇到的問題一樣。這件事是指80年代後期，拉丁美洲陷入了另一場債務危機，當時美國的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布雷迪企圖用米爾肯的方法解決這次危機，將拉美主要商業銀行的債務轉換成美國政府國債，這批國債要麼被銀行當財產保管，要麼比平常利率高一點賣給公眾、互助基金或養老基金。突然，大家都能夠買一點兒墨西哥債券、阿根廷債券或巴西債券，或是直接認購，或是透過我們的養老基金和互助基金認購。這些債券每天都被人炒作，其價格取決於每個國家經濟的執行情況，或升或降，它們並不是以與票面價值相等的價格趴在銀行的賬本上。當時任美國—巴西銀行總裁的喬爾·科恩說：“布雷迪當時的所作所為的確是場革命。在此之前，美國財政部僅採取高壓手段，使美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些拉美國家中撈回損失，結果卻適得其反。布雷迪實行的是以市場為基礎的解決方法，美國政府對銀行保證向拉美國家提供新貸款，條件就是這些國家必須進行經濟改革。在提供新貸款後，銀行用貸款購買美國政府國債，再向公眾出售，而非趴在銀行的賬本上。這樣就帶動了無數新的股民進來炒作，不是一個國家僅僅與他國的20餘家商業銀行打交道，而是與無數個體投資者和互助基金打交道。這個擴大的市場雖然更不穩定，但它卻對這些國家形成一種新的壓力。人們根據證券本身的價格每天買進或賣出，這也意味著人們每天對它們的業績都可進行評級。每天參與炒作和評級的人大都是外國人，這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政府無法控制的。”這些持券人也不同於銀行，因為銀行在這些國家中是徹底公開的，他們感到必須得到更多的資金才能保護他們早期放出的貸款。如果一個國家不盡責任，廣大的持股者就會拋掉他們的國庫券，將手中的錢轉向一個盡責任的國家。

第四章 華爾街在震顫中衰敗（7）

於是當1995年墨西哥因過分擴張再次陷入危機時，不管是大亨還是小人物都會拋掉墨西哥的股票，使其價格下跌，格里亞不可能再召集20　位銀行家衝消呆賬。由於墨西哥的債務涉及面太廣了，不得不請美國財政部出面幫忙，山姆大叔提供的貸款有嚴格的限制，墨西哥只好將其石油儲備作為抵押物。美國政府幫助墨西哥擺脫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它按美國的條件以新的方式管理經濟。很快許多敏感部門開始用布雷迪方式以美元的形式出售債券。如今，共有16個國家以布雷迪方式出售債券，價值差大約高達1500億美元。向外國人出售政府國債並非什麼新鮮的事情，多年來就是這麼做的。所謂新的就是這些債券散落在個人、養老基金或互助基金裡。在本世紀初，參與國際債券交易的多數是富翁，而現在奧倫奇郡的退休基金、學校看大門的都能參與，更不要說你、我了。

這是與資本民主化相一致的結果。在美國，隨著投資的民主化，主要由於養老基金的改革以及設立了個人養老基金的401（K）立法條款，美國正由一個明確規定“留出利潤”以保證職工養老金的國家，轉變成現在由幾個公司共同保證“分擔”養老金的國家；基金由他或她個人管理，他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