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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度1991年決定放棄執行了數10年的中央集權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穿上“金色緊身衣”時，曼莫漢·辛格是印度的財長。1998年夏季，在印度議會大廈他的辦公室裡，他告訴我說放鬆了管制，他再次感到印度開始走上了這條道路：“我們知道接近國際資本市場會有一定的風險，（但）政府有能力處理和控制因對世界開放所引起的諸多震動。如果你按全球化經濟規則操作，就有許多參與者的觀感——他們是對還是錯。然後，你在作決定時必須把觀感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我們所處的世界是與我們命運攸關的，但（印度特別）關心和渴望實現的事，世界並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它必然產生更多的憂慮。你執行貨幣自由兌換政策或其他貨幣政策，你就非調整到與艾倫·格林斯潘的政策一樣，這就減少了你的自由度。即使是在財經政策上也如此。在資本是國際性流動的世界裡，你不能採用調整稅率方法來解決此辦法，其他國家或許是有用的；當勞動力自由流動時，你也不能用調整其他人的工資來解決問題一樣，這使策略上調整的機會不多……我有位鄰國的朋友，他也是財長，上任的那天，我向他表示祝賀。他說：‘別祝賀我，我僅是半個財長，另半個在華盛頓。’”

第六章 “金色緊身衣”（4）

並非每個國家穿上“金色緊身衣”就興高采烈——某些國家只穿上了一半或穿上又脫下了（印度、埃及），有的時穿時脫（馬來西亞、俄羅斯），某些國家強調為適應本國特殊文化而企圖讓裁縫修改，或穿上後改加幾個鬆動的紐扣（德國、日本、法國），某些認為他們能抵抗穿上後的陣痛，因為他們有石油這樣的自然資源（伊朗、沙烏地阿拉伯），某些國家是如此貧窮和孤獨，政府又強迫人民接受貧窮這一現實，他們將人民要穿的“金色緊身衣”的想法拋到九霄雲外，迫使他們穿上痛苦過時的緊身衣（朝鮮、蘇丹、阿富汗）。

隨著時間的推移，哪個國家想回避“金色緊身衣”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了。不論何時，我提到這一點，特別是對那些非美洲國家，我都聽到以下一些反應：“別教訓我們如何穿上那件夾克，如何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問題，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將用自己的步伐走自己的路。你的理論太極端，我們為何不坐在一起就我們之間的分歧達成一致，減少這個模式中的一些限制？”對此，我的回答如下：“我並沒說你必須穿上這件夾克。如果你的文化和社會傳統與那件夾克所包含的價值相牴觸的話，我對此當然也深表同情。但是我還得說：“今天的全球市場體系，這個快速發展的世界及‘金色緊身衣’是諸多歷史力量共同形成的。這種力量對我們如何交流、如何投資及如何認識都基本上給予了新的定位。假如你要抵制這些改變，那是你的事，完全是你的選擇。但如果你認為不必付出更多的代價，不必建築一面不斷增高的護牆，就能抵制這類改變的話，那麼，你就是自欺欺人。”

為什麼這麼說呢？資本、技術和資訊的民主化不僅將所有保護其他體系的牆摧毀得一乾二淨，這三個民主化也是世界上新型力量的源泉，我將其稱之為“電子族”。

全球化體系核心：“電子族”與

“金色緊身衣”之間的相互影響力

“電子族”是由那些遍及全球、坐在計算機螢幕前炒股票、證券和現匯者們組成的。他們中也有透過滑鼠器咔嚓咔嚓地將互助基金、養老基金及正在形成的市場基金在世界範圍內調來調去的人，還包括那些坐在家中透過因特網開展電子商務的人，當然也包括大的跨國公司的合夥者，這些人的工廠現在遍及全世界，經常用最快的效率最低的成本更換他們的產品。“電子族”成員日益龐大要歸功於技術、資本和資訊的民主化——今天，它們已經開始代替政府機能成為資本的主要源泉，對公司和國家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在當今全球化體系時期，一個國家如果想繁榮興旺，不僅必須穿上“金色緊身衣”，而且還必須與“電子族”溝通關係。“電子族”對“金色緊身衣”情有獨鍾，因為“金色緊身衣”包含了“電子族”希望一個國家應有的各種自由及自由市場的規則，它對那些穿上了“金色緊身衣”並一直保持著的國家的回報，是外資投資不斷增長，對那些沒有穿上“金色緊身衣”國家的懲罰就是——“電子族”不是有意繞開這些國家，就是從這些國家將資金抽走。

對“電子族”來說，穆迪氏投資服務公司、拉佛菲爾浦斯（Duff&Phelps）信用等級公司、標準普爾（Standard&Poor）都是偵探，這些信譽評估機構